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中英雄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一种艺术上的“英雄”,而不同于现实社会历史中的英雄.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是在传奇与崇拜关系中塑造的;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是被置于悲剧和狂欢的交织与映衬中塑造的.     

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特色,“说话”中的“讲史”是历史纪录的民间形式,也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以二月河历史小说改编的帝王系列历史剧以及以毛泽东等领袖人物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历史剧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历史的发展线索来看,说话之“讲史”直接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而历史演义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就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艺术形式的生存意义上理解,是通俗艺术向主流意识形态文艺靠拢,传统礼乐文化发挥着推动作用.从艺术形式的表现上看,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结构章法、叙事视角、语言风格,都在这个传统的延续中有所发展.     

我们因何对莫言获奖失语?

莫言创作呈现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文人价值观之外,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和“革命”两大价值体系之外.莫言发展了一种用乡土演绎乡土的叙事技术,一种展示“地方知识”、“地方思想”、“地方感觉”,一种真正不依赖外部“理论”和“世界观”来解释地方性生活和现象的小说叙事技术.莫言的获奖,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尽管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胜利,也不是启蒙与革命叙事传统的胜利,是汉语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胜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的胜利.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故事·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论莫言小说与传统说书艺术的联系

莫言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其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中国传统说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莫言小说中对故事的重视契合了说书艺术以故事为根本的首要特征.莫言的小说不仅包括故事,还包括讲故事的人,而讲故事的人的说书姿态使之与一般的含有故事和叙述者的小说区别开来.同时,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存在、互动、置换革新了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叙事模式.讲故事的人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追忆叙事模式、对谈、书信和诗歌等形式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极大丰富了说书艺术有说有评的叙事传统.     

古典小说叙事的时空意识

本文探讨古典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特点。提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真实的历史时间里讲述似史非史的故事，把“历史性”当作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时间作为小说故事的时间框架。古典小说叙事的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带规律性的现象是都呈现出时间循环的特点，表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识。在空间观念上，讲史小说以地域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反映了古代中国重视土地社稷江山的中华意识和霸业意识。人情小说以园林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架，追求一种园林艺趣     

从颁奖词看莫言小说的域外接受

依凭对“高密东北乡”的独特叙事,莫言已成为国际文坛重要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莫言已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10次以上.各类文学奖的颁奖词虽高度凝炼,但也准确地概括了一些作品的重要特征或一位作家的创作成就.文章以莫言小说的部分颁奖词为据,分析他的小说在域外的接受情况.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     

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历史叙事无疑占有统治地位。历史叙事中的“杂述” ,使其逐渐偏离正史叙事 ,在与小说叙事相沟通的叙事发展内在规律支配下 ,一旦有外来的成熟叙事因素作为催化剂的加入 ,小说叙事就从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了。发生于唐代的小说的兴起 ,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论莫言小说的中国想象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小说塑造并向世界传播了怎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本文认为莫言小说的中国想象有三个重要维度: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历史的循环(而非进步)、文化的暴虐、人性的退化是莫言笔下中国图景的主要内容,莫言以此构建了一个批判的中国形象.当然,莫言小说的中国想象也存在着独特性有余而深刻性、丰富性不足的问题.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从沉重到轻逸——论莫言作品中苦难叙事的变化

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节点,莫言前期与后期的创作在苦难叙事方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前期创作中,苦难是莫言小说的叙事动力,莫言常常深入小说人物内心深处,以富有现代性的表现方法进行细致的描绘与渲染,以突显苦难的强度以及人物形象内在的生命张力,从而使其作品拥有了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获诺奖之后的新作中,莫言有意淡化了苦难意识,在叙事中多采用传统文学的方式,作品的整体格调也由此变得轻逸平和。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论莫言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场生产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叙事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在初进文学场时,莫言在处理爱情主题时谨小慎微。1985年,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短暂的自主性幻象使莫言敢于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其小说中的性爱叙事也因此获得了反叛性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生产也是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塑造的结果。之后,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符号生产受到批判和遏制,表明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     

莫言小说含魅叙事的东夷文化基因

莫言的故乡高密属于齐文化圈，那里的居民有东夷文化血统。成长于高密的莫言,其小说中的鸟崇拜书写有东夷文化图腾渊源，泛神想象有东夷文化信仰的特质，鬼魂叙事有东夷文化观念的印记。莫言小说的含魅叙事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基因。     

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

历史演义是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概念混乱。本文提出了类型划分的原则，辨析了“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等名称的来源和内涵，并对“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的总体特征作了归纳。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