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

新历史主义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进行了偏离,同时偏离了中国当代以来形成的由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话语,以及在进行历史叙事时所惯用的写实立场;它是又一次后现代式的解构行为,并成为退归于文化边缘的批判话语。中国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有《白鹿原》、《灵旗》、《红高梁》和《叔叔的故事》等。     

被压抑的“女体”与男权话语的狂欢——《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简析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被打上深深的＂男性＂眼光的烙印。从主体性的丧失与配角地位、欲望化叙事与文本＂骚扰＂、符码化的＂女体＂与男权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尘埃落定》的男权主义话语,正是这种话语的＂沉醉＂导致了一个个鲜活的＂西藏女儿＂的真实面目被遮蔽。     

故事、话语和叙事语义语法考辩

通过对故事、话语和叙事三个交叠性概念在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的考辩，发现三者在基本内涵、相互关系、基本假定、分析模式和对应类型五个方面不尽相同。这一考辩涉及以下四组术语:（1）故事、话语和叙事；（2）叙事话语、故事叙事和叙事故事；（3）生态故事、生态话语和生态叙事；（4）故事语法、叙事语法、功能语法和生态语法。四组术语在分析模式和对应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反映了叙事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生态转向。这一考辩可以为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叙事学的融合提供新思路，可以为超学科生态语言学的连接性知识建立新框架，最终为生态叙事分析模式的构建提供新依据。      

《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艾赫玛托夫的小说《断头台》与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存在着可比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能够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第一阶段工作,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模式三个方面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由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叙事上的差异:《断头台》的叙事视角多元化,叙事时间呈圆形以同叙事模式相呼应;《狼图腾》的叙事视角较单一,叙事时间和叙事模式都表现为直线的形式。     

《孽海花》的现代小说价值和叙事话语形态

我国传统历史小说大体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为史传文学叙事模式,另一种为通俗演义的叙事模式。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为代表的别一种历史叙事在悄然地崛起。本文主要从人物的非英雄化与非道德性、多重叙事话语的交响以及在历史与小说之间等三个角度来对《孽海花》的历史叙事作了初步分析,并且提出了一些自己对《孽海花》在叙事方面的看法。     

抵制表征——《午夜的孩子》中的历史想象

后殖民主义表征理论聚焦文学文本与权力话语的相互关联,认为身份的表征与建构主要受权力话语支配。在《午夜的孩子》这部小说中,印度历史的神话循环解构了官方叙事的直线性,个体化叙事对官方叙事的渗透质疑了官方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庶民意识对历史叙事的参与填补了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历史叙事的空白。小说中所建构的替代性历史与主流话语现存表征系统所形成的磋商、纠正和对抗,促进了印度民族身份的主体性建构。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伊甸园神话原型

文章通过对伊甸园神话本质的破译，指出伊甸园神话的表层意义和深层主题，并通过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深入剖析，揭示出其在象征意象、叙事结构上与伊甸园神话的密切联系，探索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潜存的伊甸园神话原型。     

《米德尔马契》的叙事策略与认识探索

本文试图探讨叙事策略与认识的困境及探索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米德尔马契》在全知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运用叙述声音的融合及叙事眼光的转换等手法，突出了全知叙事者的局限和不同叙事话语的对话功能，而多重话语与眼光结构的共存及相互作用，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作者权威和话语等级，揭示了主体认识的透视性和不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为认识现实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保存主体认识连贯性的新尝试。     

多元叙事的尝试：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显示了鲜明的边缘人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和个性化叙事的特征,对于习惯中心话语的读者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所导致叙事多元的必然。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禳灾母题聚焦模式与叙事效应探异——以《西门豹治邺》与《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为例

因聚焦模式即叙述眼光、叙述声音、以及叙述者对人物心理介入程度的变化,使史传文本《西门豹治邺》和话本小说《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在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情节结构发展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叙事效应差异。传统叙事模式有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文体有各自的叙述习惯,不能一概而论为＂零聚焦叙事模式＂。     

试论《我不是潘金莲》的官场反讽叙事及其成因

作家刘震云在其《我不是潘金莲》这一力作中,采用反讽叙事的手法描写官场心态,运用近乎游戏的叙事,揶揄社会中普通人"寻正义"之艰难、某些官员"枉公道"之本相。文章从叙事策略、叙述话语及创作心理三个层面入手,剖析叙述话语的谐谑和反讽意味,并由此揭示出此种叙事策略与话语风格形成的作家创作的深层心理原因。     

“居间”的辩证法——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

美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的近作《作为修辞的叙事》,其方法论将“叙事”视作作者、以文本与读者间意识形态交换的“修辞”为逻辑起点,试图建构一种突显作者、文本和读者交互协同作用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动力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居间”特征。这对国内相关研究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

"张力"是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引入到叙事学理论的。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张力的核心思想为辩证思想。英美新批评学派和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指出:凡是存在着相互制衡又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都有张力的存在。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语言、叙事方式、角色等方面都存在着张力,张力叙事使毕飞宇的小说拥有了轻盈舒缓、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论小说《白鲸》叙事艺术

《白鲸》是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威尔创作的一部海洋题材小说,被誉为“捕鲸业的百科全书”。该小说以幸免者以实玛利的口吻讲述了亚哈船长带领“裴廓德号”捕鲸船追捕大白鲸莫比·迪克．最终与大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叙事结构等方面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本文试图从《白鲸》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出发。探讨这部经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从“事实世界”到“思想世界”——柯林武德的历史叙事论

20世纪20年代,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反实在论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了他的历史叙事理论。他将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先验的想象",蕴含了叙述者的视角和目的论,凸显为历史事实的组合功能。在真实性方面,他超越了用"事实世界"检验个别事实的真假,而代之以"想象构造的网",藉此融合"事实世界"与"思想世界"。另外,他反思了一种构造论的历史证据观,阐释了它的伦理内涵和史学方法论。     

《尚书·金縢》的叙事学解读

《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记言兼叙事的历史文选,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散文总集,其中的叙事篇章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尤其是《金縢》。《金縢》全文调动了周公、成王和史官三种叙事视角,通过对三种叙事视角的限制和调整,造成全篇情节上的矛盾与悬念,具有强烈的小说审美效果,因而其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应用叙事学的视点理论,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从人物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两方面对《金縢》的叙事进行分析和解读,以期揭示《金縢》文本深层的思想内涵和潜在的艺术技巧。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故事的迷恋与混淆的真实——电视节目故事化的原因与问题

故事性表达成为当前电视节目存在的常态。探其原因,首先是观众借助故事更方便获取和传播信息,还有基于好奇心、优越感之上的兴趣和心理期待;其次是节目生产者熟识故事模式,坚信光明的市场前景,对利润回报信心十足;再次是电视管理者借助故事建构意识形态,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最后是电视媒介传播的偏向性。但当故事与电视的结合难以同时满足或协调四者的要求时,故事的真实性就容易与观众的期待或感知产生错位与冲突,违背叙事契约,有意或无意混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影响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危害电视文化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