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评价——基于PEGR方法和微观数据的实证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应用益贫式增长测度方法中唯一满足单调性公理的减贫等值增长率（PEGR）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系统评价。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表现出持续的减贫式增长特征,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于收入分配改善的减贫效应;中国经济增长近期表现出相对益贫性,但仍不具有绝对益贫性。鉴此,结合中国实际,政府益贫式增长政策的关注重点应是改善收入分配的现状。     

益贫式增长与社会机会分配

 目前的益贫式增长测度方法局限于从收入或支出角度考察增长是否益贫,没有足够重视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服务机会分配的益贫性。本文用基于社会机会函数（SOF）构造机会指数（OI）和机会益贫指数（PIO）的方法测度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机会分配的益贫性及其动态变化,采用CHNS住户调查数据（2000-2009年）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作为考察增长益贫性以及制订和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益贫策略的有力依据。     

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益贫性形成机制研究

 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对益贫式增长测度的可分解性,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家庭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报酬率、劳动时间等微观数据,追溯居民收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要素,将居民收入和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效用性、公平性与增长的损益相结合,应用要素分解模型阐释中国新世纪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益贫性及其形成机制,由此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收入益贫式增长政策启示。     

中国居民收入分布专题实证研究——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给出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的相对收入分布方法。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微观居民收入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及其变迁的特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速度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对应;经济增长因素是引起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在提高总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居民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收入分配因素对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作用相对较弱,但有一定的减贫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度方法研究综述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测度方法的研究则成为广大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国际上用来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主要有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收入不良指数、库兹涅茨指数、库兹涅茨比率和修正加权变异系数等。本文对这些测度方法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进行综述,为选择合适的方法测度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参考。     

基于CHNS微观数据的中国农村益贫式增长研究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不断下降的事实,文章提出益贫式增长的概念及测度方法,根据CHNS调查的微观家庭收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1989～2009年贫困和不平等变动的变动趋势,判断这段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农村贫困人口是否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收入构成与中国居民家庭福利的益贫性改善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应用Atkinson社会福利函数,通过福利弹性系数和福利改善指数,研究中国居民家庭各收入成分变动对居民总体福利的益贫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988—2010年,占中国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份额最高的工资薪金收入福利改善指数表现出最大的益富性,退休金收入和家庭手工业或小商业收入对总体福利的益富性贡献也不容忽视;农业净收益份额位居第二,其福利改善指数表现出最高的益贫性,包含转移收入的其他收入也具有一定的益贫性。相关方法可用来评价政府的财税政策是否具有益贫性,相关实证结论为制定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益贫性公共政策提供了依据。     

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的统计测度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为了测度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实现教育公平,文章首先运用多维度益贫式增长度量方法γ*PNII,测度了上海市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率;然后通过因子分析法、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上海市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率与教育资源投入之间的波动传导效应,以及教育资源投入对教育维度益贫式增长率的贡献度.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调查的统计学思考

一、对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指标的探索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要求的提高,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测度研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国民总效用函数的构建与估计

 基于消费效用和资产效用的假设,证明了居民在消费和投资分配上最优均衡点的唯一存在性,由此构建居民微观效用函数;结合反映分配的洛仑兹曲线进一步推导出国民总效用（GNU ）函数一般形式,利用统计数据估计出中国国民总效用函数,并进一步计算出历年中国国民总效用（福利）的增长情况,分析其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差异及原因。结果显示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国民福利的同步增长,其原因包括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消费比重下降、物价上涨等。     

税收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

研究中国税收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税种少,个人所得税结构复杂,1994年以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高,2000年以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中等收入阶层是个人所得税主要来源,企业整体税收较重,大型(垄断)企业税收较轻,小型企业税收负担重;主要税种增值税流失严重,消费税比例高。以上原因致使中国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效应微弱。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提高工薪所得税免税额一定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新的工薪所得税免税额由原来的800元提高到1600元。本文首先着重研究了收入不平等测度中的基准收入，借助基准收入和免税额的各种位置关系，从理论上分析了提高免税额未必能降低不平等。最后，利用2004年中国176个细分行业的工薪数据和Gamma分布的特征，本文实证分析了免税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的收入不平等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免税额提高后职工的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扩大。     

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城市（镇）不同收入阶层1999年至2008年的支出结构数据及现金收入和支出统计状况,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②和所得税额;利用跨期消费决策的两期模型,构造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即消费者的福利函数,测算出我国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福利损失（成本）。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时间偏好不同,收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当前消费;流转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效应,而所得税的累进效应,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效应不明显,使得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的财政影响估算

在采用比例的方法缩小样本量的基础上，证实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状况大体上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建立了估算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所导致的财政收入的变化情况的理论公式，然后利用灰色系统估算出城镇就业人口．从而进一步给出具体额度计算结果。这对于制定合理有效的税收政策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基于社会核算矩阵乘数的中国产业、居民相对收入分析

 本文使用社会核算矩阵(SAM)收入分配乘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中国2000年细分SAM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经济系统中产业部门、居民部门相对收入的变化,以及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引起相对收入变化的构成。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从相对收入角度来说,大部分产业之间是非相互促进的;产业对居民相对收入的提高与居民的初始收入水平有较高的相关性;政府部门的投入会提高城镇居民的相对收入,但却会降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     

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

 利用CHNS调查数据,分两个阶段：1990-1999、1999-2005,依据收入分布函数定量讨论了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三者之间的关系。均值回归与O-B分解结果显示：收入决定机制是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然而需要关注在1999-2005年间教育的系数效应为负。分位数回归与M-M分解显示：两个阶段,收入决定机制是导致居民收入分布向右偏移的主要原因;第一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劳动力特征的变化,第二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难以解释。Shapley分解结果显示：收入增长能显著减少贫困,而收入差距扩大会累及减贫效果;在两个不同阶段,贫困减少的增长效应贡献始终最大,而分配效应与贫困线变动效应贡献顺序发生了交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