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洲黄氏宗族的祭祖活动

本文通过对近代新洲黄氏宗族的考察,认为祭祖活动是联结黄氏族人的重要纽带,是其宗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黄氏宗族通过祭祖仪式体现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观念,使得整个宗族组织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及文化资源,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村阈视野下的祭祀与家族——基于华北地区北村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个案研究简

中国汉族的村落、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象征历来为汉学人类学家所关注。文章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北村,基于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对该村落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仪式以及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考察,探究了祖先崇拜的原因及重要的象征体系——“家堂”,并分析了“院”的形态和作用,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对家族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试论湘西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特征

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大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二是跨宗族的个人交往不得与本宗族的信仰互相冲突;三是个人的社会生活也必须与宗族信仰合拍;四是个人荣誉感来自于本宗族的宗教信仰并与本宗族信仰相关系。一般说来,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苗族信仰都强调要对得起宗族的祖先,不要冲犯祖先神。我们可以从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上看到苗族的图腾祖先崇拜意识的投影。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都市化进程中华南宗族的演变动态:以南景村为例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大城市郊区农村及其宗族组织被卷入到都市化进程中.宗族虽然被官方列为都市化进程的客体,但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主体能动性,与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互动.广州市郊南景村个案考察表明宗族的能动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族与国家认可的村庄正式权力结合;二是族产的公司化经营管理;三是努力从祭祖中建构和发掘适应当代市场社会需要的象征资源,祭祖观念也开始顺应社会文化的转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现代背景下汉族祭祖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以乐安罗陂乡陈氏族人祭祖为例

祭祖仪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乡间村落不断受到现代化的冲击。文章以江西乐安罗陂乡陈氏族人祭祖仪式为个案,分析其所蕴含的安土重迁、慎终追远、地权象征、权威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祭祖强化了人们的宗族观念,对构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产生促进和阻碍的双重影响。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宗族祭祖活动——乡土社会秩序建构的一种力量

基于儒家的礼与乡土社会秩序的传统关系上,通过对乡土社会礼的内涵的核心表达———对历史上宗族祭祖活动的有关规定的考察,挖掘宗族祭祖活动潜在的社会功能,将祭祖活动的功能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来分析,寻求其存在的当代意义。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Probit模型,探索了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了两者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积极影响;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性别和家庭规模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待遇可携带型差,反而减弱了宗族网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而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提升了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传统宗族网络关系的现代生命力,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基础上,开发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商业保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     

中国古代宗族婚配与惩罚简

中国古代的宗族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进程；今日的宗亲活动也有某种活跃性，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宗族对族人的戒约，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国家、宗族、家庭、亲友的态度，职业、婚姻、信仰的选择，社交和娱乐生活。     

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