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女性文学:狂欢于"私人化"写作的坚冰上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私人化"写作,有其合法的本土语境和全球语境.它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的多元发展,丰富了文学的话语表达,更新了文学批评观念,拓宽了意义生成的空间,并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但由于"私人化"写作不断向"欲望化"、"肉身化"滑落,导致了审美价值的畸变,并陷入商业操纵和男性窥视的双重陷阱,从而走向了女性解放的反面.     

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启蒙特征辨析——以19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为例

启蒙话语是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中体现得分外鲜明.从这些"主题批评"中,可以看到以"现代化追求"为核心的启蒙思潮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而文学批评又通过自己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特质,并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潜在的导向性作用.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倍受冷落的领域,研究呈"荒漠化"状态.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有着自已独立的发展流程,在不同时代则分别涌现出自已的优秀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也不时羼入自已的独特体会.中国古代女性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的一些新创,将颠覆时下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此所谓"定见"与"常识",而导致重新审视时下文学批评史的建构.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解构语境中的建构性话语——兼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建构

检视1990年代以来本土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建构性话语,能给我们提供建构的资源和创新的原则、方向.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以"文学性"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形式审美与人文意蕴的关系;二是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中的民族性问题;三是审美中的超越性问题.这些建构话语丰富了文学本质的内涵.同时,这些建构中又存在语境化、价值与价值生成机制之间的倒置及忽视批评对象等不足.本文在检视这些建构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建要回到文本,在对象认知与价值评判、客体意蕴与主体感受、现实语境与历史视野之间进行视域融合,生成新的价值与体验,同时这种融合是动态的不可最后完结的.     

论女性文学批评学建构的五大前提

对于女性文学批评研究的未来而言,女性文学批评逐步走向理性与成熟,是女性文学批评学建构的历史前提;从近期策略与远期目标上,逐步实现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转换,是女性文学批评学建构的理论前提;强化个性的文学写作方式与批评理念,是女性文学批评学建构的思想前提;逐渐改善女性生存状况与文学现状,是女性文学批评学建构的现实前提;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是女性文学批评学建构的方法论前提。     

"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尴尬

通俗文学的繁荣已成为既定的文学事实,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权威批评话语"的影响,使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不合理的历史性想象.这样,一方面,通俗文学的价值被任意曲解;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本文主要探讨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以及它在当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显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我们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审美阐释的理论期待视野--兼论中国现代文学评论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探索与争鸣,是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强势话语,其潜形态表现为形式主义"审美自治论".审美经验具有多维度内涵,是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总体化审美表达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审美阐释学的理论支点.中国现代文学审美阐释学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多元性和兼容性的理论期待视野.其价值旨向不仅具有当下性关怀,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还维系着文学独特的本质属性.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以“形式”的眼光审视文本——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概观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1960年代的结构主义浪潮中,其思想渊源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消解主体、力主文学研究科学化,以"形式"的眼光审视文本,孜孜于探寻文学的深层结构等理论特征.     

"诗史互证"的文化语境溯源

清代以来,诗史互证作为阐释学方法,虽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却几乎不曾关注其生成语境问题。中国文学与史学的传统为"诗史互证"观念和方法的孕育诞生,作了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充分准备。这一阐释学范畴的提出,实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观念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也预设了它的限度。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面对民间话语

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在对批评对象研究的基础之上,不同的文本性质对应着不同的批评话语及其批评范式.批评对象研究的匮乏导致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及其对象间存在"两张皮"现象,并导致其滞后于民族文学创作的问题日趋严重.全面分析当代民族文学与其民间话语的内在关联,关注其过渡性文本形态的成因及艺术特征,并以此审视民族文学批评盲点,是确立批评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域的前提.     

南帆:在语言与现实的天平上

本文探讨了南帆文学批评的学术视域和学术精神.立足于"中国问题"这一基点,南帆的学术研究聚焦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指向中国当代文学在整个社会话语结构中的历史位置,指向当代文学传统中的隐蔽成规和文学话语所须树立的维度,指向电子文化类型带来的文化转折.在西方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与批判中,南帆从文本出发,采用话语分析和谱系学分析的方式,关注形式与意识形态相互生产的过程和关系,强调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考察中"双重视域"的辩证精神,强调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系统的双向多元的关系格局,强调破除大概念迷信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南帆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他提供的不仅仅是观照中国文学的一些观点,一些方法,一些视角,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种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精神.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作为"比较研究"的"影响研究"诞生于"轴心时代"结束之后的"跨文化历史语境",这个语境对"影响研究"具有方法论的话语规定性.因此,摆脱"轴心话语",将"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之中,不仅是提升国内"比较研究"方法论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领会19世纪以后中国文化深陷其中的世界经验的主要路径.当我们把"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影响"是一种经典的阐释学现象.阐释学、知识考古学乃是"影响研究"的根本方法.     

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文革后”的文学视野里,女性文学无疑已是一种触目皆在的“物质”景观。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女性的“缺席”与“缄默”已成历史陈迹。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以及性别意识在文学文本中的贯彻和张扬,构成了对男性文学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传统的现实而强大的消解之势。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i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的划时代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性的文化确证,并已经对当下的文学与文学批评造成了深刻影响。相当一批的女性学者——有的甚至调整或转换了自己原有的学术视角——表现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关注与热情投入,并与为数已众的女性作家一起,携手成为在整个思想与实践领域反对将女性“他者化”(other)的先锋力量。这些学者的探索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已硕果累累,她们以自己卓越的研究实绩改变着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格局。     

创作和评价之"真"——论京派批评的潜在价值取向

文学创作和评价的"真"的追求构成了京派文学批评的重要内涵.它贯穿、渗透于京派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本体及文学批评等各个环节的论述之中,并形成了京派文艺批评理论中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这既与京派文人受中西方文艺理论中"真"的艺术精神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共同认知前提下批评实践向度上的个体理解差异,同样体现了文学之"真"精神的内在本质.     

"真"的文学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变

真,作为批评范畴的话语,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系统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与"言志"、"缘情"、"意象"、"意境"、"神韵"等相比,只起敲边鼓作用.至于客现现实一面,因为它被吸附在诗话、词话等感悟式、印象式、抒情式文学批评中,始终与主观情感捆绑在一起,所以较少指涉客观世界.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国近现代生死存亡危急的现实语境才催生了"真"的客观性内涵,使它急速上升为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话语.它迅速地越过抒情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挂钩,其内涵直指"人生"、"平民"等文学的"普世价值",成为批评艺苑中一道主风景线.但是随着政治现实需要的加强,它逐渐被刺离了"人生"内涵,外延也被限定在革命范畴之内,沦落为政治工具符号.但如果文学之真一旦偏离了人生、平民、人道、人类等文学的"普世价值",那么它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因此追溯"真"批评话语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于我们清楚地认识文学为人生、为平民、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永恒意义,扭转当代文学中粉饰、娱乐、游戏、谋利的文学短视潮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

王安忆作品中表现的女性意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使女性意识的发展实现了两次突破.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文学,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她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