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过度自信和外部监督的团队合作均衡研究

借鉴Daniel、Hirshleifer、Subrahmanyam以及Gervais和Odean等人提出的过度自信表示方法,将过度自信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建立恰当的数学模型研究过度自信和外部监督同时存在条件下的团队合作均衡以及过度自信和外部监督对团队合作的联合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监督和团队成员的过度自信对团队整体预期效用的作用是相互替代、而不是相互补充的.这个研究结果能够为解决团队合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思路.     

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治理中社会约束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文在理论回顾基础上,结合横向监督理论,提出将社会约束引入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能够有效激励团队合作的假设;为验证社会约束时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中的公共品实验方法,模拟临时型知识团队的构成和运作过程;实验结果表明,社会约束能够提高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行为;最后文章为临时型知识团队合作机制设计提出建议:应引入社会制裁和经济约束以促进临时型知识团队的合作.对临时型知识团队成员应进行分类管理,通过社会约束机制营造公平的团队氛围以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团队绩效.     

虚拟科研团队中成员个性与知识贡献关系的实证研究

虚拟科研团队已经成为跨国校际研究合作的一种发展趋势。在远距离虚拟科研团队中,成员是否愿意分享本地知识将关系到整个团队项目的成败。本文借用社会交换理论,提出团队成员的个性差异变量会影响知识共享行为的假设,并通过对21个虚拟科研团队151名成员的问卷调研发现:与经典的组织理论假设相反,在虚拟科研团队中,成员交换意识越强,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对知识贡献行为的正面影响越弱。这一研究启示了虚拟科研团队在选择激励机制时应重视激励因素与成员个性因素的交互作用,避免负面影响。     

基于团队道德风险模型的担保企业集团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现有团队道德风险文献更多的是针砖企业内部多成员(多代理人)进行研究的,而鲜有运用团队道德风险理论模型研究集团企业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将集团下属子公司看做团队中的同质性多个代理人,把担保集团的实际影响因素合理地加入已有的团队道德风险模型,以此来研究集团道德风险问题.通过对新构造的模型的数理分析,揭示出担保集团对于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并运用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和结论的有效性.     

创业团队身份异质性对团队冲突过程与结果的影响——基于团队断裂带的多案例研究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团队成员的身份主张对其认知和行为模式有深远影响.基于此,团队冲突的根源可能不是简单地因为成员的观点不同,而是因为在深层次上他们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然而,以往研究并未对创业团队成员身份的异质性如何影响团队冲突给出明确解答.本研究通过对四个创业团队的多案例分析,刻画了身份异质的创业团队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团队成员身份异质性会诱发团队内形成断裂带,并依据子团队相对规模可以划分为平衡型和非平衡型断裂带.其中平衡型断裂带使创业团队容易产生合作式冲突,提高了团队成员间的凝聚力,从而降低了团队成员的更迭概率;而因团队成员身份异质形成的非平衡型断裂带使创业团队容易产生让步式冲突,进而导致了团队成员更迭的发生.本研究拓展了有关团队异质性以及团队断裂带的研究,并在创业情境下对身份异质性如何影响团队冲突和结果提供了解释.     

团队成员创新行为的两层影响因素:个人目标取向与团队创新气氛

当代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型员工与创新型团队,影响个人创新行为的主要因素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本文根据目标取向理论的相关研究结论,将团队创新气氛因素纳入到目标取向对团队成员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中.通过对70个团队(包含352个团队成员)样本的调查,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技术,对个人层次目标取向与团队层次创新气氛时创新行为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团队成员学习目标取向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效应不会受到团队创新气氛的调节作用;成员证明目标取向对其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团队创新气氛可以显著调节(增强)这种正向效应;成员回避目标取向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团队创新气氛可以显著调节(减弱)这种负向效应.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管理启示、研究局限及研究展望.     

团队内知识分享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性研究

文章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对团队内成员问的知识分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团队成员问的共享心智模式能够引导成员在所需的情境中与其它成员进行互动,因此对知识分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而这种影响效果,会受到成员性格特征的调节影响.对于敬业性的参与者而言,当知识传递者与知识接收者同时具有高敬业性格时,研究共享心智模式对于知识分享的影响效果;对于外向性的参与者而言,当知识传递者具有高外向性格,而知识接收者具有低外向性格时,共享心智模式对于知识分享反而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所以,在团队运作过程中,团队领导者若能通过详细的任务说明以及增进成员的互动等方式,让不同性格的团队成员具有相匹配的心智模式,将有助于团队知识分享行为的产生.     

家长式领导对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创造力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对57个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中的配对数据分析,对家长式领导行为、心理授权、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创造力的方式进行探究。研究发现,CEO的家长式领导行为对团队成员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成员的心理授权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此外,家长式领导对不同价值取向的团队成员的心理授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即团队成员的权力距离取向越高,或者集体主义取向越高,威权领导对其心理授权的负向影响越弱;团队成员的集体主义取向越高,仁慈领导对其心理授权的正向影响越弱。     

团队差序氛围如何影响团队成员的工作表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在中国社会和组织中,"圈子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团队差序氛围的普遍存在,它深刻影响着团队内成员的行为、人际互动规则及绩效表现,并成为当前组织行为领域研究的前沿主题。虽然已有研究开始探讨团队差序氛围的影响模式,然而目前关于团队差序氛围如何影响团队成员工作表现的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本研究在权威关系模型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以探讨团队差序氛围影响团队成员工作表现(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心理机制及边界条件。本文认为,团队差序氛围会通过上下级价值观匹配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团队成员的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该间接影响过程会受到团队信任的调节。本文以59名主管和235名员工为对象,通过对两阶段主管—员工配对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预期。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团队差序氛围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组织公为行为的内在机理,指导管理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期有效地管理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表现。     

产学研合作对学术团队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团队特征差异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从学术团队核心能力建设的动态角度,利用广东省高校学术团队的数据,从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研究探讨了产学研合作对学术团队核心能力影响的作用机理,深入剖析了学术团队的研究偏好、成员的互补性等团队特征的差异性特征对该影响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学研合作对学术团队的建设具有积极的影响,产学研合作会对学术团队建设的正式化和学习能力产生正向的影响,而产学研合作的深度较广度相比,会对学术团队的学习能力影响更为突出。当进一步考虑到学术团队特征的异质性时,产学研合作对学术团队建设的影响效应也将随学术团队特征的异质性而体现出内在的差异性。其中,学术团队的研究偏好与产学研合作项目越匹配,产学研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团队的学习能力。而学术团队人员的互补性越强,产学研合作广度的增加将有利于形成团队的互动与逐渐正式化,随着团队产学研合作深度的增加,其对学术团队文化氛围的影响也就越有利。     

软预算约束、银行危机与金融监管

本文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金融危机、监管者的软预算约束与银行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愈高,监管者的软预算约束愈大,因此,消除软预算约束是降低金融危机最重要的监管措施;建设性模糊策略能够有效消除金融机构对软预算约束的预期心理;随着银行的道德风险上升,金融危机也会升高.     

基于协调发展度的重大工程团队免疫系统健康评价研究

为评价重大工程团队免疫系统的健康和协调发展状况，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协调发展度的评价模型。首先通过文献查询和深度访谈，构建能够体现重大工程团队免疫系统特征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利用改进的DEMATEL确定指标权重，然后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将相关指标定量化，最终得出重大工程团队免疫系统的健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再次确立重大工程团队免疫系统健康等级和协调发展度划分标准，同时提出免疫系统健康的跟踪评价策略；最后，利用本文模型对某跨国输气管道工程团队的免疫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协调发展度模型既能反映重大工程团队免疫系统的整体健康程度，又能衡量固有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协调发展状况，同时对免疫系统健康的跟踪评价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团队生产中的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谈判理论,考察了自主型工作团队中通过利益分享来激励团队成员积极投入的问题。文章研究表明:自主型工作团队面临相互激励问题,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相互的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在团队成员之间引入利益分享机制,可以有效的激励团队成员积极投入,克服联合生产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实现受限的帕累托最优。本文创造性地构建了相互激励模型,对指导联合生产的利益分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长式领导对高管团队有效性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团队凝聚力为中介变量

本文通过对108家中国企业的高管团队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的分析,探讨了CEO的家长式领导对高管团队有效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团队有效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威权领导对团队有效性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团队凝聚力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威权领导通过降低团队凝聚力对团队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ontractual Design: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the Moral Hazard with Lotterie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s a new model of public management which consists of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In particular, PPPs enable risk shar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making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 in a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more evident.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study a moral hazard problem applied to PPP contract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a PPP computational contractual model including the moral hazard with lotteries was developed to assess how contractual changes could affect the optimum behavior of arrangement members. Simulations indicate that projects with higher economic value should attract more qualified firms, which may be why the companies expend more effort. To deal with possible contractual contingencies and try to minimize the moral hazard problem, the government could draw up more flexible contracts in order to include possible necessary changes and punish unwanted or improper consortium behavior.     

复杂产品系统合作创新契约模型有效性研究

合作创新是复杂产品系统模块化生产的重要手段,但模块研制中的利益外部性和隐藏检查行为使合作单位易发生道德风险损害项目效益。通过不完全契约激励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对模块分包模式和联合研制模式契约模型在合作单位激励约束机制上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模块分包模式中合作单位不承担系统集成风险,因此惩罚金和完全竞争不能抑制道德风险的发生;而联合研制模式使利益外部性内部化,从而避免合作单位道德风险的发生,保证了合作创新的有效性。     

产品服务系统转移支付机制研究

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产品服务系统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通过运用旁支付契约,研究了产品服务系统中的制造商与服务商之间的转移支付问题。研究发现,与讨价还价情形相比,旁支付契约机制可以实现对协调后总收益增加值进行公平合理地分配,确保企业间合作的稳定性。同时有力地避免了预先购买,哄抬价格的道德缺失现象的发生。并通过数值实例验证了旁支付契约在产品服务系统协调方面的有效性,有助于提升产品服务的整合效率,提高产品服务系统成员企业的收益水平。     

上司示意型知识隐藏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边界条件研究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上司示意型知识隐藏影响下属知识隐藏的二元效应及其边界条件。基于两个时间点的团队成员配对数据,采用路径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上司示意型知识隐藏一方面会诱发道德推脱,从而促进下属知识隐藏;一方面也会唤醒关系经营,从而抑制下属知识隐藏;且两种效应与道德认同和权力距离导向的联合调节作用相关。     

The effect of winning the 2010 FIFA World Cup on the tourism market value: The Spanish case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winning the FIFA World Cup on the tourism market value, justified by the increase in brand knowledge experienced by the winning team's country. Filling this gap in researc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conducted on the victory of the Spanish National soccer team in the 2010 FIFA World Cup find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panish tourism industry's market value, and shows that the results of individual World Cup matches also have an influence on tourism firm value: winning enhances and losing diminishes firm value, with both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patterns. Importan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rawn and discussed.     

考虑公平偏好的双重信息不对称下PPP项目激励机制研究

PPP项目中社会资本的能力禀赋和努力水平为其私有信息,如何激励社会资本显示真实的能力禀赋和努力水平一直是PPP项目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PPP项目激励治理研究中,往往假设社会资本只具有单一私有信息,由此形成单一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问题。但在PPP激励治理现实中,社会资本经常同时拥有关于能力禀赋和努力水平双重私有信息,从而导致关于类型不对称信息的逆向选择和关于行为不对称信息的道德风险问题共存。本文研究了PPP项目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共存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构建了针对社会资本同时拥有能力禀赋和努力水平两种私有信息的激励机制设计模型。该模型以项目产出绩效为激励途径,通过设计最优契约使得社会资本谎报信息类型的收益水平不高于其真实汇报类型的收益,从而激励社会资本显示真实能力禀赋的同时付出最优努力水平,保证项目效率。同时考虑了社会资本的公平偏好,探讨了公平偏好对这种双重不对称信息激励机制设计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设计合理的PPP项目激励机制能够实现对社会资本的信息甄别和激励其付出最优努力的双重目的,政府对社会资本的激励强度同社会资本市场分布有关,且随着社会资本嫉妒偏好强度的提高和被指责偏好强度的减弱而增大。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现实中PPP项目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