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中体西用”再论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模式和原则,它的提出迈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但"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许多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体西用"论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进程和模式起着直接的促进和影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鸦片战争之后陷入困境的中西文化交融进程,不仅身体力行学习西方文化,且把清政府也逼上了学习西方文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背叛,使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凸显出来,激发了近代文化保守思潮,从而使中西文化交融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严守着“中体西用”的模式进行。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清末教育立法的缘起、立法指导思想及其运作机制

清末教育改革、教育立法是中国近代文化、政治领域中惊天动地的事件，导致这一巨变的直接原因，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封建旧教育制度的腐败至极。清末统治者将“中体西用”确立为立法指导思想，深刻反映其封建顽固性和近代实用主义倾向，而多样化的立法运作机制则反映了立法的活跃局面和欠规范性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中体西用：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影响并支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不仅找到了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汇的突破口.而且在这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冲破了传统夷夏现的围栏,也突破了传统道义论的束缚,使中国近代道器观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中、日、西近代化模式之比较

文化整体论观念上的“模式”是指一定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结构形式。近代化模式即是指某一民族的文化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进化过程中的新旧文化结构形式。这一形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日本表现为“和魂洋才”。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关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国史学界还未开展过讨论,至于将中、日、西三种近代化模式一同进行比较的文章则更是鲜有。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中体西用”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

1990年秋,在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一位德国朋友强调“中体西用”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这一简单的直言判断乍听很觉奇怪,细想则深有趣味。问题的症结在于:1.同光年间“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后屡遭批判的“中体西用”,何以又成为当今四个现代化的阻力?2.究竟如何正确评价“中体西用”这一“流行语”的历史价值。显而易见,这位朋友直觉到持续批判了近一个世纪的“中体西用”,虽然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但并未退出文化舞台,反而还在现实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已有同感。但在理性上对我们民族的     

孙中山哲学属不完整辩证思维唯物论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康有为发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哲学也是康有为等的维新派哲学的批判继承。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在思想上就必须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的思想政治路线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体用统一"的哲学,论证天必变道亦必变。这种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吸取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宇宙观。它以“气”(或星云)、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承接着深厚伦理文化基础的义利观在近代的衍化,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折进程。它以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先导,以中体西用为铺垫,终于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思潮中形成高潮。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