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消费效应——来自于三大经济地区的解析

在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消费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2—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拓展至关重要;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和优化;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     

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然而,新时期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与供给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却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及其原因的分析,进而提出要解决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根本点在于不断提高农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及需求表达能力,进而才能实现有关体制机制的转变和供给机制的市场化。     

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基于改进的Servqual模型

近年来,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矛盾得到缓解,但农村公共服务质量问题却逐渐凸现出来。基于此,主要以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改进的Servqual模型从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透明性六大维度来评价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期望与实际感知价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存在严重不足。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四项政策建议。     

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评价

在量化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水平之前,首先应对该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状况有总体的把握。本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发现辽宁省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发展良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尤其是在人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较少,工业污染治理效果较差。     

从三维视角分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问题

本报告利用“三农”专家、县乡村干部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三维视角分析了现阶段农村民生类、生产类、公共安全类基本公共服务存在问题,指出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是造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的主要根源。因此,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增强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江苏省农村现代化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科学界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及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农村的农业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农民生活质量及农民素质等七个方面出发,构建了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江苏省所辖13个市的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比较和评价,为加快江苏省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人口规模、“省直管县”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来自湖北省市、县两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构建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湖北省县级和地市级面板数据就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Bordherding-Deacon常弹性拥挤函数的模型比较有效的刻画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地市和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县级公共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价格机制在县域公共品供给中是失灵的，而在地市级价格弹性为负，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地市级还是县级，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富有弹性，符合“瓦格纳法则”；上级财政补助在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不明显。     

杭州市拱墅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研

近期,杭州市拱墅区针对区内"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公共(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10大方面,展开问卷调查。通过抽样调查了解到,拱墅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初显成效,市民的认知度和满意度都较高。为进一步完善拱墅区公共服务体系,特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建立健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提升群众民主参与率;二是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意识;三是做好特色公共服务项目的后续工作。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5个维度19项指标权重,综合评价了2011—2017年31个省份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2011—2017年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表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的区域特征;从整体来看,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就区域而言,农村公共品供给对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正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趋势。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层面的实地调研

选取江西省21个县45个村作为样本,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DM(Ordered Dependent Model)排序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状况,比较突出的是年龄、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其他如性别、家庭人数、劳动力数量等相对不明显;二是农民对各项公共产品如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农村饮用水、生活垃圾处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满意度;三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制度性因素,包括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农民参与决策程度、农民对筹资的支持等.     

农户正规贷款支付意愿水平、贷款可获性及其地区差异研究

研究不同地区农户正规贷款支付意愿水平及其贷款可获性,有助于理解农村金融市场供求非均衡的原因,为探寻供求均衡的实现机制提供农户层面的微观证据。基于江苏、河南与甘肃三省15个乡镇的调查数据,运用截取回归模型和排序数据模型对影响农户正规贷款支付意愿水平及其贷款可获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T统计量检验其地区差别。研究表明：农户正规贷款支付意愿水平受到个体特征、家庭支出与地区虚拟变量的影响;而农户正规贷款可获性则受到个体特征、家庭教育支出、还款能力、贷款申请规模以及地区虚拟变量的影响;东部地区农户正规贷款支付意愿水平及其贷款可获性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建议政府可以从扩大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创新抵押担保机制与金融产品等方面来增强农户家庭还款能力,提高正规贷款可获性,改善农村金融市场供求非均衡。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评价体系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和不平衡是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试图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给出了研究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评价。     

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和均等化问题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政府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采用DEA-Tobit两阶段评价模型,测算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7—2009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水平的变化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福建、山东、河北、河南、江西、内蒙古、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属于DEA有效;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变异系数均小于0.080(除天津市、海南省外);财政分权、人口规模、农民收入水平、地理区位等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绩效与文化消费生态研究——以上海为例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绩效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是否平衡的问题。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是有区域性的,这一区域范围内基于不同人口变量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居民、低收入人群、高中及以下学历与离退休人员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显著高于男性居民、高学历层次、高收入层次人群,进而影响了公共文化产品总体的供给绩效。而在公共文化设施所打造的公共文化消费生态环境里,居民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性,影响着供给绩效。鉴于此,一方面,供给要立足公共文化产品消费动向与规律,满足多层次人群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需完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系,提高供给绩效;此外,要优化公共文化消费生态布局,积极培育居民的文化消费理念。     

农户行为特征与农业科技需求——基于对重庆市农户的调查

采用重庆地区16个区县内1 710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农户科技需求的因素归为七类,在此基础上建立排序选择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地区农户科技需求程度不高且存在地域差异;社会文化行为特征对科技需求起主导作用;经济行为特征中的农户收益水平偏低,限制了农户对科技产品的消费能力;农户的社会地位、其它他因素对农业科技需求有负向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以中国大陆28个省、直辖市200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内容和收入来源项目面板数据为对象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该动态面板模型的GMM(广义矩方法)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衣着消费支出和杂项商品及服务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在食品、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消费习惯;GMM估计结果同时反映了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镇居民各部分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该结果表明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各部分消费行为影响不同。     

工业化城镇化对农民增收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安徽省县域数据

基于2000-2010年安徽省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农民收入空间相关性和局部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分别建立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农民收入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研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安徽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呈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低收入集聚区沿安徽西侧边境向西南和西北部转移,高收入集聚区沿皖江城市带从苏皖边境向皖中地区扩张;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分离出收入空间溢出效应,避免经典回归对工业化城镇化影响程度的高估;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作用增强,但可能出现虹吸效应;不完全的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作用减弱,应发挥其扩散效应;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