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度问题

根据对进城农民工和原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可探讨农民工在城镇社会的融合度和面临的挑战.在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沿海城市(如浙江),进城农民工与原城镇居民的融合状况总体良好,但也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居民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等媒体了解农民工,新闻媒体对城市居民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媒体引导城市居民认识农民工任重道远;城市内部形成的"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阻碍城市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制度因素,因此,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赋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将是促使进城农民融入城镇社会,实现与原市民和谐相处的制度保障.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和城市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由于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了障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以期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他们由城市＂边缘人＂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成因及其应对措施

伴着我国改革开放,在城市社会中涌现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他们为中国特别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可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与城市居民相比却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说是一种差别对待,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尤为凸显。这一现象的广泛存在无论是对农民工本身,还是对国家、城市社会都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农民工与其雇主之间达不到必要的力量平衡。因此,这就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去扭转这一局面,使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农民工与雇主达到一种必要的力量平衡,从而切实有效的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工健康问题研究

农民工群体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社会急剧变迁的双重影响之下产生的弱势人群。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状况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目前,各界对他们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然而他们的健康问题却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相关对策。      

社会转型期马路劳务市场运作状况探究——以南宁市A马路劳务市场为例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出现了以农民工与下岗职工为主要组成人员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就业渠道,即马路劳务市场。目前,马路劳务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城市里的一种重要的短工交易平台。笔者对南宁市A马路劳务市场进行了相关研究,进一步认识了社会转型期马路劳务市场的形成原因、存在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同乡会对在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备受关注.以北京为例,受制于社会环境与自身条件,该群体的社会融入仍然举步维艰,他们对社会的期待值与现实环境容易产生脱节,从而隐藏着社会冲突的危机.作为熟人社会的延伸,同乡会对该群体产生重要的平台作用,有利于促进他们增值与成熟并最终实现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乡会只有主动适应与不断完善,才能对其进行积极的包容与引导.     

进城务工人员生活观的代际差异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促进中国城市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群体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开始了代际更替,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等都是存在差异的,也就使得他们在生活观上也具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二代农民工更加的开放,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     

二元结构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行动——以北京市海淀区建筑行业农民工个案为例

以开放式的深度个案访谈分析方法为主,基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从城市农民工自身能动性角度,分析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群体保障行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固化的社会结构的应对方面;通过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建筑农民工的行动具有制约性,具体表现为禁止和强迫行动者行动两个方面。同时,城市农民工对资源、机会、规则的获得、运用和再创造等方面具有个体能动性的特征;因此,农民工的保障行动对自身和制度双方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     

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的探讨

该文以一定的经验材料为基础,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农民工群体因何处于一种矛盾而又特殊的地位?城市居民群体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究竟从何而来?农民工群体如何在劣势地位中选择社会认同策略?该文对这些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     

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作为一种社会隐蔽行为的存在：都市社会非正式就业人群的生存逻辑分析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成为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和1结构变迁不同,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社会中涌现的非正式就业人群是与全球化工厂就业体制密切相关的,他们从农村进入工厂就业,又从工厂退出成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生活在城市之中,却又因为制度区隔而生活在体制之外;作为一群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所特有的分割关系,赋与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独特的生存能力。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农民工融入城市之难的思考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能否真正融入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制度安排、社会心理层面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析,提出了破除制度性障碍,政府应有所作为,切实帮助农民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等一系列对策,使农民工尽快融入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因素及制度创新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从其出现之初,这个群体就处于一种权利缺失状态,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制度供给不足、不当和创新不够,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解决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创新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基本社会制度.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他们在城市的受教育状况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了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以及引起这一问题的社会原因,提出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从而为我国经齐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保证.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制度研究

由于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大量农村劳动力富余并向城市流动,继而农民工成为社会转型期间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构也出现了代际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目前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渐趋“家庭化”,大量学龄阶段的农民工子女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也随之产生,并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教育公平需以制度公平为基础,制度公平为教育公平的首要价值,解决新生代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必须将制度公平贯穿于教育制度始终。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心理障碍及其克服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有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却遭遇着户籍制度、媒体舆论、教师和同辈群体的固有偏见和不公正对待,由此产生的社会身份困惑、"向下构成"压力、学业表现受抑制和社交封闭成为这一群体城市融入过程中难以逾越的心理壁障。对此,应当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扭转媒体舆论的负面偏向,积极推行全纳教育,削弱社会偏见产生的刻板印象,建构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力量,并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积极的心理辅导,最终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的良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