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的政治:后现代影视的文化症候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影视文化把我们带入了娱乐时代.事实上,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娱乐性,但真正强化文化的娱乐性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它标志着传统理性哲学的感性转向、身体转向,宗教信仰的崩溃,经济的市场化、跨国化带来的消费社会,传媒的大众化、狂欢化,同时娱乐时代的产生也是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文化权力博弈的后果.但不管怎样,娱乐只是在前台表演的演员,指挥它的"总导演"叫资本.     

性别差异中的女性审美探究

传统二元认识论中男性与女性生理性别差异决定了两者的社会地位,并且由于对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理性的推崇也导致了在审美活动中女性审美经验难以表达,甚至屈居成为男性审美的对象。但是当理性霸权遇上后现代解构主义之时,生理性别实际上作为掩盖权力结构运作而被建构为自然本质的面纱被揭开,性别身份的松动也颠覆传统男性霸权引导下对女性审美的规定性。然而这并不意味女性审美就要对男性审美经验进行替代,反而提供了一方更为广阔的天地,以超越二元认识论的眼光去观照生活世界中那些同样被"边缘化"了的问题。     

二元对立关系模式的解构与重构——解读库切的小说《福》

库切将小说《福》的写作立场置于南非的后殖民语境中,对《鲁滨逊漂流记》进行了后现代重写。库切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用语言所构建的历史真实感,揭露了历史写作中的权力结构,从而形成了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颠覆的主题。从对二元对立关系模式的解构这一特定视角,库切的这种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解构,可以说是一种非殖民地化的书写行为。     

创伤记忆的书写与超越 ——论双雪涛的"东北"叙事及转型

双雪涛的"东北"叙事以"新东北作家群"的集体写作在文坛中亮相并备受瞩目.他基于个人经验的"东北"叙事颠覆了主流叙事中的"东北想象",让被遮蔽的历史与人得以浮出地表.而当下双雪涛文学书写中已然出现了与"东北"作别的情绪与转型的倾向.本文即从其创作文本的细部入手,探讨双雪涛"东北"叙事的价值与转型,兼及其提供的新文学写作经验及超越性意义.     

论华裔美国文学的书写策略

华裔美国作家欲颠覆传统的华裔印象,从文化寻根、边缘认同、主体意识等方面形构华裔族群的属性意识与文化身份。作为一种关于"少数者"的言说,华裔文学为建构其族裔属性的书写策略不应仅仅被视为简单的艺术创作,事实上它更是一种建构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文化政治"行为。     

青年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表情包路径探析

青年亚文化的发展逻辑、视觉文化的时代特征以及话语体系变革的现实要求,是表情包路径对青年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入耳、入脑、入心的建构基础。大众书写的生产、话语和集体记忆的交换以及感性认同,是表情包在价值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展开方式。青年群体部落化话语的二次转化处理、政治娱乐化和娱乐政治化的双重把握、宏大叙事与生活叙事的张力结构都使得我们在运用表情包作为价值观传播路径时应注意其合理使用的问题。     

流行文化的兴起与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

流行文化的宣泄性特征是大众文化参与的基本诉求和文化表达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也与现代社会生活机制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流行文化及其宣泄性是工具理性式的现代性制度压抑的宣导工具。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压抑的精神分析为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提供了学术的支撑。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中的个体感受性倾向则与流行文化的感性化叙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大众通过流行文化的娱乐、时尚、消费性元素实现被压抑能量的宣泄。现代商业传媒则是流行文化宣泄功能的载体。在流行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宣泄性文化合法化的今天，文化的发展需要的是理性的再平衡。     

"秦岭志"如何成为"山本" ——论《山本》 的方志书写

方志书写贯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始终,具体表现在:其一,作者通过方志书写建构人物活动的空间序列,还原陕南山区的地理生态和民俗风情,构成小说的地方性背景;其二,方志书写在文本中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神秘主义文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捩,代替了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情节发展逻辑关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方志性内容的引入使历史叙事在一个又一个山野逸趣中被不断解构,文本形态因此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其三,作者在方志基础上展开对"人"的现代性思考,主体性的缺乏与非理性的暴力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构关系,涡镇人内在意识的承接与循环则是造成小说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借助以上三个层面的方志书写,作者透过秦岭故事写中国世事,通过地方经验写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之批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的发展,体现了年轻一代戏剧家反叛与创新的实验姿态。其基本倾向是,90年代前半期偏向解构传统与反叛经典,剧本与文学的意义被解构,强调剧场演戏的感性直接性,乃至朝着排斥语言的形体演技、舞台综合发展,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呈现出缺乏深度的“平面感”和“零散化”;90年代后半期主要走向大众文化和左派政治,其叙事、人物、语言等似乎在向传统回归,但实际上,后现代解构传统、反叛经典而重表演、轻文本的倾向仍然存在,又因为它将自己定位于“政治”或“娱乐”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人学”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戏剧精神的现代性创造。后现代戏剧在某些方面丰富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可能性,然而,它强调剧场性和表演性而排斥文学、忽视人学,演剧流于叙事的表象化,则又突出地体现了它亟须以现代性为根本,从“人的戏剧”出发去建构其戏剧美学。     

网络时代的美学难题--网络图像传播中的"两性互窥"现象批判

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从语言文字本位向视觉图像本位转化的进程,在网络图像信息环境中普遍滋生的"两性互窥"现象,是这一进程的典型表征之一,它向美学提出了新难题.网络传播的技术物性、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网民构成和强调感性的后现代美学观念,是导致这类现象的主因.与人体图像相关的审美规范是一个在历史中动态建构的范畴.今天,只有将美学研究与信息工程学、图像传播学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开启对网络人体审美问题的正确思考.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