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一、"中国话语"的可能旨趣 虽然"中国话语"四个字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界已被广泛地使用,但的确尚无一个比较明确 的统一的内涵。要对某一问题想"有所说",就应该 对此问题的一般性含义有所界定。那么,"中国话 语"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中国话语"提 出的背景作一简要考察和检讨是很有必要的。     

"精英"情结与专业化追求--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精英"意识论

20世纪以降,现代知识谱系的逐渐形成和学科建制的变革使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评价体系逐渐开放和丰富,"政治精英"不再是现代文学执业者惟一的人生理想目标,一部分人自觉地选择了专业化的"文学精英"为人生追求.这种欲为"政治精英"、"文学精英"的精英情结洋溢在整个现代小说理论话语系统之中,在小说功能论、创作主体论和批评论等语域清晰地凸显出来.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妙"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

"妙"最早是由老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来的.汉代以后,它才开始演变成一个审美范畴上的评语.魏晋之后,"妙"这一范畴在各种艺术领域里广泛使用.明清小说评点家们经常使用"妙"这一范畴来点评小说的人物形象、叙事技巧和小说语言.由于各自个性和学养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所面对的对象不同,明清小说评点家们在运用这个范畴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所侧重,有所取舍.     

"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关键词在中国的话语个案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受鲍德里亚超美学关键词"仿真"术语影响而产生的"仿真叙事"概念影响甚广.与"仿真"在西方语境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功能不同,汉语批评语境中"仿真叙事"术语的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去现实主义化",即解构"现实"、"本质"和"真实"等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基本观念.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呈现了中国当代语境与西方后现代文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基本立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一直摇摆于"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之间,其间精神上的痛苦和迷失难以言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只有彻底清理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发展所置身其中的话语场所以及该话语场所的基本面,方能从根底上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归路.本文通过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个案分析,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话语场所就是"跨文化历史语境".因此,摆脱"轴心话语"而走向"跨文化语境",接受"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的结构力量,才能对传统和未来命运作出有效规定.     

"身体"的凸显:美学转向的哲学缘起

在当前的学术话语中,"身体"是一个日益凸显、频率渐高的话题.在关于消费社会和视觉文化的著述中,"身体"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如博德里亚的名著<消费社会>中,即有"最美的消费品:身体"这样非常醒目的一节.西方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也对"身体"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视.在美学领域中,"身体"也成为一个异军突起的命题.这些理论现象是很应该得到我们关注的,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资本论》对启蒙话语的解构:以"平等"为例

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是理性与自然的一致,在此基础上,"自由"、"平等"、"所有权"等成为"天赋人权".而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这种启蒙话语被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加以解构.本文以平等问题为例,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在<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中所体现出来的下述解构策略:将外在性转化为内在性,将实体性要素转化为连续的显现过程.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四唐"说源流考论

"四唐说"萌芽于唐末评诗品诗的时代批评氛围.严羽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在论诗的过程中提出了"五唐"说,完成了对唐诗发展的大致分期.方回和杨士弘又将它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并成为影响唐诗研究相当深远的一种分期学说.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日本谣曲《项羽》：虞美人草与爱情、英雄

谣曲《项羽》是取材于项羽与虞美人故事的作品,这个作品的部分内容取材于《史记》,但主体情节是日本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日本作家想象的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虞美人草的传说在中国文学中还是可以找到部分因素。项羽与虞美人的故事传入日本之后,中日作家各自驰骋想象,有趣的是中日作家的想象往往出现暗合的现象,这种暗合的现象是由于中日类似的文化因素造成的。     

话语标记语“yeah/yes”与“对”的多模态话语对比分析——以电视访谈节目《奥普拉秀》和《鲁豫有约》为例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从语言角度已经不能对话语展开深入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话语标记语作为一种语言模态已不仅仅以文本模式出现，而是和图像、声音、动作、颜色等多种模态同时出现，共同完成语篇衔接的构建。本研究以《奥普拉秀》和《鲁豫有约》为研究对象，自建两个节目的文本和图片语料库，从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对比研究英、汉两种语言使用话语标记语的情况。研究发现英、汉话语标记语在话轮、接触及手势的运用上差异不大，在社会距离及视点的选取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殷卜辞黄组两种“王廿祀（祠）”看帝辛卜辞的存在证据

殷墟卜辞中帝辛卜辞确实是存在的.黄组卜辞王廿祀的资料可分为两组按文字分,"王廿祀"之祀,一作"祀",一作"司";按事类分,一为周祭祀典组,一为"在上(比吾)"组."王廿祀"用在周祭祀典组,"王廿司"用在"在上(比吾)"组.卜旬加周祭祀典的"王廿祀"卜辞应为帝乙时期,"(辶必)于上(比吾)"、"在上(比吾)"的 "王廿司"应为帝辛时期.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     

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审美寓意

严羽《沧浪诗话》出现后,几百年来对此书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可谓毁誉参半。不仅有对此书观点的不同意见,连他使用的"以禅喻诗"的方法也遭人批判。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来说明他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诗学风气有很大关系。"以禅喻诗"只是他采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目的是为了说明诗歌的主旨即是"吟咏情性",这重新开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审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