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

南宋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主要有三部:《乐府指迷》传吴文英的词法,以清真词作为典范,讲求下字运意的法度。《词源》虽然在字面、句法上,与《乐府指迷》相同,但它更重视词的命意,主张用姜白石的“骚雅”来润色清真的意趣不高。《词旨》强调《词源》的论词之旨,补充修正了一些《词源》表述不清或较为偏颇之处。作为同一词学流派的词法,它们递相祖述,使江湖词派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     

郑文焯词学述论

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词学成就极高,其词学建树涉及批评理论、词律理论及词籍校勘理论.词学批评方面他继承常州派词学,而又有所拓展,主张清空寄托;词律上力纠词坛之偏,强调声律艺术与思想内容的结合;词籍校勘方面提出校词、实证与领悟相贯通等方法.郑文焯不仅在晚清民初词坛享有盛誉,在中国词学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浅论常州词派的读词方式

文章认为,常州词派历代词人的读词方式有其内在的继承性。具体看来,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方式读词;周济以寄托的方式读词;谭献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方式读词;陈廷焯以沉郁的方式读词。且这种读词方式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词学本身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龙榆生的词史思想与价值

龙氏的词史思想是近代史学与传统词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两大词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龙榆生更为客观、理性地阐释了“词”的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词学中“空言标榜”的习气和拘于“四声清浊”的“图谱之学”,为中国近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临桂派词学思想的发展

临桂派是活跃在光绪年间的重要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乾隆末年的黄蓼园,黄蓼园论词重寄托,注意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解读宋词。王鹏运与况周颐是该派词学思想的杰出代表,前者论词标举重、拙、大的词格,要求沉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想出之自然真率,后者对词学的贡献是论述了性情、襟抱、词境、词心、词笔诸问题,揭示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构思心理与艺术意境的特点。该派词学思想发展的走向是,一方面越来越深入地探讨艺术规律,一方面在生活态度上由积极进取转为脱离生活,疏远时代。     

大晟词派质疑

所谓的“大晟词派”,所追求的很难说就是“典雅”的风格;它也不能称为“格律”词派;周邦彦不能算作“大晟词派”的领袖。文章最后对“大晟词派”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必要性表示怀疑。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梦窗词学观与词风的二元走向

文章主要采用以宋论宋的方法,指出晚宋词学区分宋词为豪气词与雅词两大阵营：既摒弃不拘音律的豪气词派,又汰黜守律派词中的浮艳而归趋醇雅。守律派著名词人吴梦窗的论词四标准和创作实践与宋代特别是晚宋词学合流共趋;其词学观点与带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创作实践,是“由南追北”二元走向的词家转境,守律派词学与词风因之具有了词史的典范意义。     

表艺林之骚雅,成一代之伟观——《瑶华集》编纂意图及价值

蒋景祁的《瑶华集》编定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时倡扬醇雅词风的浙西词派已经笼罩了词坛,而其日趋空疏饾饤的弊端也渐显露。《瑶华集》的编纂,一是为了萃集词坛各家各派菁华,保存清初“词为特盛”的一代史料;二是反映清初词坛由百脉汇流归于浙西一统的发展趋向,同时对词坛日渐显露的不良倾向进行反拨,其融通的词学观对后来的清词选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吴锡麒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浙派诗风的承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中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继厉鹗、杭世骏之后再振此派旗鼓。其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地表现出对此前浙派诗风的承袭、新变：汉魏唐宋,共炉而冶,在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用笔雕琢、隶典自如,对浙派末流的钉饵捋扯既有承袭又有修正;以“清”为宗的诗歌风格和以雅正为纲的整体风貌。     

《全清词·顺康卷》补遗31首——以《天津图书馆珍藏清人别集善本丛刊》为中心

《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清词的研究,但总集的编纂是一项长期而且浩大的工程。由于清代文献浩如烟海,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别集,为之辑补2家31首,以补《全清词·顺康卷》之缺。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词学正变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词学正变批评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明代为彰显期,清代前中期为兴盛期,晚清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体派性、源流性、导引性三个方面.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清词史论纲

不到三百年的清词，名家辈出，词派纷呈。其分期，前人或“三变”或“三期”，然可商之处尚多。如果综考词风的转变、领袖词人的出现、时代风会、各类批评等诸多因素，可将清词的发展演变分为三期六段，能较明晰地把握其发展历程。     

清代词学理论与词创作的关系探析——以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为例

清代词创作与词学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又以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具有代表性。三位词派领袖,创作各有成就,理论各有建树,体现出创作先行、理论自觉、双向互动、繁荣词派的共同特点。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