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典叙事学的接受转向

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态势，与经典叙事学相比它有多种转向，其中之一是接受转向。接受转向的文化背景是接受反应文论的发展，它的表现域既有接受者地位的凸显、身份的辨识，又有接受语境的强调、接受过程的探究。接受转向扩展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丰富和推动了叙事理论的发展，对叙事者的启示也显而易见。当然，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叙事学研究的其他方面。     

经典“叙事”概念：外延、内涵及其超越

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是认识经典＂叙事＂概念的重要理论资源。由于不同叙事学家＂聚焦＂的不同,他们对＂叙事＂内涵的界定也显示出差别。概括起来,经典叙事学家对＂叙事＂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从外部确定＂叙事＂的边界,可以将其称为外延定义。这种外部界定主要通过探讨＂叙事＂与其他表现方式的不同,进而界定何为＂叙事＂;其二,以＂叙事＂的内部构成要素确定其内涵,故将其称为内涵定义。这种内部界定主要着眼于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界定＂叙事＂的内涵。不同叙事学家因理论视界的差异又有二分法与三分法两种不同看法;其三,试图给出一个透明性的综合定义,以概括＂叙事＂的全面内涵。这种定义方式主要体现在经典叙事学的后期研究中,并显示出向后经典叙事研究转变的痕迹。     

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米克·巴尔叙事诗学思想概观

米克·巴尔是世界知名的符号学与叙述学专家,也是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核心理论家。欧美学界关注巴尔的文化分析理论,不够重视其叙事诗学体系;国内学界重视她的叙述学与叙事理论,对其文化分析思想尚缺乏探讨。这种研究现状源自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理论争议。以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的二元区分为基础,围绕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从理论背景、批评对象、研究主体、阐释方法等方面探讨巴尔的叙事诗学体系,呈现出的是文化制品的本体阐释、描述诗学的方法重构、流动思想的范式转型,以及博物馆叙事的诗学空间。     

中国后经典叙事学发展回眸与反思

后经典叙事学发端于西方，近年来在一众学者的引介下，在国内掀起了研究热潮。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解析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厘清后经典叙事学的特征与研究热点、代表性叙事理论研究、典型文本的个案研究以及预测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走向五大类。国内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喜人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结合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状况，实现中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对话。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

戴维·赫尔曼是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倡者和认知叙事学的开创者，也是国际叙事学界重要的叙事学家之一。他的论著和认知叙事理论在国外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论著和认知叙事理论作了较多的研究。通过聚焦和梳理国外有关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的研究，可以更加辨证地看待他的认知叙事理论，为国内针对赫尔曼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同时也期冀对国内认知叙事学的发展产生一些启发。      

结构主义叙事学：由二元对立到融合

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形成独立学科的短短三十年中发生很大转变,研究范畴从关注故事/话语层面到走向"融合性"叙事学研究.电影叙事学同一般叙事学一样,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所以,叙事学理论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电影叙事学的发展、建构.文章试图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基础,采用"故事"和"话语"的"二分法",将叙事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做一梳理分析,概括出各种理论的得失利弊,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对电影叙事理论的影响.     

跨文化语境下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

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具体语境。罗兰·巴特的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剖析了文化符号与语境在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向度上的互动关系。在这两个向度上,符号会按照具体语境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产生出特定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呈现多样化的意义。在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文化符号处于和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过程中,在不同语境中会存在不同的意义呈现,很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折射"现象,此时应遵照目标语境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规则序化叙事结构和类比化象征结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文化符号与语境的有效互动,保证受众对文化符号意义的预期建构。     

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新叙事学的语境思想嬗变

20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中语境思想的变化,反映出语境泛化所带来的叙事研究的思维变革.结构主义叙事学对语境的阐述仅限于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的语境,但到了新叙事学则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赫尔曼和查特曼借助话语语境来分析叙事过程;兰瑟和沃霍尔把故事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审视;卡恩斯认为,是语境而非文本的形式决定一段话语是否是叙事;韩南和浦安迪也总结出中国古典小说特殊的叙事语境——"虚拟的说书语境".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新叙事学,语境从边缘地带走向中心地位,突破了文本主义,走向更为广阔的话语语境、社会历史语境,甚至被视为叙事的决定性要素.叙事学的语境转向将叙事学引向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极大拓展了叙事学的发展空间.     

“后经典语境下”华兹华斯诗歌的叙事艺术研究

将华兹华斯的抒情诗置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视域,从诗歌的叙述者、诗歌的叙事序列、诗歌戏剧性叙事、诗歌跳跃性叙事、诗歌音乐化叙事等方面,对具有华兹华斯典型叙事艺术特点的多首抒情诗进行系统解读,印证了华兹华斯抒情诗的叙事性,打破华兹华斯诗歌叙事研究拘泥于叙事诗研究的局面,验证了诗歌叙事学批评的可行性和效度。     

科学知识的合法化危机及其消解——兼评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利奥塔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成是“后现代”,考察了后现代状态下科学知识的合法化.他运用语用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后现代状态下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通过“性能标准”达到的合法化有可能带来新的“恐怖”.在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后现代背景下,通过“误构”科学知识才能达到合法化.     

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三重解构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黑格尔历史哲学从三个方面不断地遭到解构。首先是意志哲学对理性的反叛，意志取代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理性；其次是方法论上的批判，客观主义及科学方法成为讨论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方法；再次是叙事主义的转向，历史叙事的“诗学”成为研讨的中心问题。然而三大解构再次证明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不可替代的地位。     

基于叙述符号学的叙事文本的文化意义分析

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于将叙事文本的自律意义分析深入到文本赖以生产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A.J.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为叙事文本文化意义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和分析范式,其符号矩阵在文本意义动态分析的各个层次都发挥了算子的作用。基于叙述符号学,文章将着重阐释叙事文本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指称一类包含了很强理论内容、探究元语言、元历史和文本本身意义的小说,其中的史学性叙述是文学和历史哲学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相结合的产物。本文探讨二者的产生和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期望得出史学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意义。     

隐喻:阶级话语的符码修辞——对萧红《手》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指出整个文本可视为由"手"这一主符码和其派生符码"笑"、"肺病"、"手套"、"《屠场》"共同构成的复杂叙事体,这些符码所具有的身体社会学层面的隐喻意义指向并构建了文本阶级话语的深层结构,使故事由主人公个人具体、特殊的遭遇上升到"个体对于自我阶级身份无望挣扎"的抽象、普遍的寓言层面。     

戏剧中音乐符号的翻译赏析——以英若诚译作《上帝的宠儿》为例

从戏剧符号学角度研究戏剧翻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通过选取英若诚译作《上帝的宠儿》,对其中典型的音乐符号进行研究,根据音乐符号在该剧中出现的方式及作用,可以将该剧音乐符号分为以下三大类：人物伴随、气氛烘托和场所暗示。按类加以分析赏析,可以品味到英氏戏剧翻译的独特魅力。     

洛特曼符号学的途径与方法

苏俄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开创的“结构-符号学”既指结构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的两个方面，又指结构研究与符号学研究的紧密结合。一面具有科学属性，一面富有人文内涵，生动演绎了人文科学化的途径与方法。洛特曼符号学彰显的复调性以及人文科学化的努力，使其既保存了现代性的提问方式，又合理借鉴后现代的方法手段，既抽取现代性的理性力量，又皈依后现代的多元立场。洛特曼符号学双向借鉴带来了兼容互动、和谐共生的格局气象，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试论老舍小说语言的三大系统

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之所以风格鲜明，魅力独特，是因为它是作家在一整套文学语言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实践的结果。老舍先生的小说语言形成了三大独特的系统：字、词、句、段、篇、章的表达系统，辩证统一的审美系统，以“心”立“言”、以“言”造“境”的语境系统。     

论“四大名著”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及本质

＂四大名著＂是我国古小说经典,代表古小说的最高成就。其内在叙事结构的主要思维形态有两种：辩证思维和圆形思维。辩证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常态,圆形思维是其内在叙事结构的思维本质。这两种思维不仅支撑起了＂四大名著＂的内在叙事结构,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古文化精神。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