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弥合的笑与泪——现象级喜剧电影《你好，李焕英》探析

近些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强劲，现象级喜剧电影因其屡获成功的类型融合与拓展策略，成为支撑电影产业发展的主导片种。2021年春节档一部将挚爱亲情与搞笑喜剧深度融合的导演处女作《你好，李焕英》再度刷新了电影产业诸多数据高点。《你好，李焕英》将温情弥合的笑与泪用于拓展喜剧类型融合的边界， 在“贺岁喜剧”“无厘头喜剧”“黑色荒诞喜剧”等喜剧样式之后达成了“综艺小品拓展喜剧电影”的有机整合，将亲情伦理这一中国电影的传统叙事与搞笑小品融合为“含泪的笑”喜剧电影，使观众蓄积已久的内心情感得到双重宣泄和有效代偿。     

喜剧小品的艺术精神

概括了电视小品喜剧精神的艺术传承与审美内核，从喜剧语言、喜剧表演、喜剧结构几个方面分析了喜剧精神的艺术表现，探讨了小品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     

论冯小刚喜剧电影的文化要素

20世纪90年代末,冯小刚的喜剧电影给当时相对沉寂的国内电影市场带来了勃勃生机,形成了一种品牌.文章着重探讨了冯小刚喜剧电影中的文化要素:相声的电影化表达,冯小刚喜剧电影中的相声因素;小品的电影化表达,冯小刚喜剧电影中的小品因素;最后,从家庭观念、生活情景、流行文化等方面,论述了冯小刚喜剧电影的文化亲和力,也就是当代文化对其作品的影响.总之,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尤其是他在喜剧电影作品中对文化的传承和吸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也是其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     

当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化与寓言性

中国当下颇为繁盛的喜剧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暨喜剧电影的现实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等问题无疑值得深入探析。以电影的“寓言性”为研究视角,以“现实文本化”和“主题寄寓性”这两个“寓言性”特点为切入点,对当下中国喜剧电影中有代表性的三种喜剧亚类型的艺术特点、寓言性以及与现实的关系等进行分析阐释可知：喜剧是当下电影与现实发生关系,即“接地气”的重要电影类型,这也是喜剧得到受众喜爱,票房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类型的喜剧对现实的折射或“寓言化”各有不同,甚至也有歪曲和扭曲,但无论是黑色喜剧的价值解构和社会缝合,还是都市爱情轻喜剧的中产阶级超现实梦幻,抑或是冯氏喜剧的世俗关怀,都是当下中国现实某一方面的影像化、寓言化呈现。通过分析喜剧电影对现实的寓言化表意以及对社会中人的造梦治愈和心灵抚慰等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喜剧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与我们这个“娱乐化”的“大喜剧时代”产生的复杂关系。     

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喜剧小品语言策略的嬗变

当代中国喜剧小品已走过30余年,其语言策略随社会生活的变迁发生了重大改变。喜剧小品语言策略与社会生活的共变可分为5个阶段:娱乐稀缺时代小品登场与小品语言的"缺位"、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小品传统修辞的继承、社会流动的增强与小品语码的混杂、社会的转型与小品语言的"颠覆"、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与小品语言的"狂欢"。走出当下喜剧小品的语言困境离不开语言生存环境的改变与健康语言生活的引导。     

简形聚焦 凝虚化实──论喜剧小品的情节设计

简形聚焦凝虚化实──论喜剧小品的情节设计王光文情节的设计对喜剧小品创作来说至关重要，一则喜剧小品能否出效果，决定性的因素是其清节的设计能否小品化。笔者认为，喜剧小品中的情节设计应当遵循简形聚焦和凝虚化实两个原则。简形聚焦集中矛盾从艺术形式上说，小品当...     

喜剧性及其生成因素--兼论小品剧的审美体式

喜剧是以可感的现象对本质实体的自否定为冲突式,从而造成笑的喜剧效果.现行的"小品"演出,大体具有这种喜剧性,因此被称为"喜剧小品".这一效果虽然实现了属于审美范畴的喜剧性,但却不能标示出作为艺术体式的喜剧特性.而"小品剧"的定名,既可确立其戏剧的艺术体式,又可使其有表现喜剧与正剧的空间.     

语言偏离与话语幽默——以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为例

喜剧小品创作和表演的目的是增加语言的幽默效果,进而引发观众开怀大笑。“笑”的本质是对常态的偏离,而喜剧小品恰恰抓住了这一规律,极大限度地造成语言表达的偏离,进而达到喜剧‘效果。语言偏离在《不差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偏离包括语音偏离、词汇偏离、语法偏离、语义偏离、方言偏离、语篇衔接偏离、语城偏离、语用偏离、语体偏离、逻辑偏离以及外来语偏离等等。     

论东北民俗文化的喜剧精神

在我国诸多区域性"文化圈"中,东北民俗文化以其主导的喜剧精神而著称。文章对关东民俗文化中所蕴含的乐观、粗犷的精神内核予以了自然地理生态、历史人文传统和区域群体性格等多方面的成因探索,并对最充分显现这种民俗文化精神的民间艺术、亚艺术形式——"二人转"、喜剧小品和东北大秧歌做了理性的分析与诠释。同时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喜剧观对东北民俗文化的性质作了理论的界定与阐析。     

中国当代喜剧电影的艺术风范

谈论中国当代喜剧电影的艺术风范,至少必须有两个基本的参照,即:(一)国外的喜剧电影;(二)中国的喜剧传统.以前者而论,国外的喜剧电影,几乎与电影本身同时产生,卢米埃尔兄弟的早期作品《水浇园丁》,其剧情所展示的内容,就包含着喜剧因素,并且可以说是该片的基本美学情调.以后,世界各国的喜剧电影,不但迄今经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现在仍然久盛不衰.而且其间经以卓别林为出色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喜剧大师辛勤而卓有     

《习惯的力量》中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

作为一出现代悲喜剧,托马斯·伯恩哈特的《习惯的力量》主要以喜剧手法和形式表现具有悲剧特点的人物形象和内容,而且其主人公形象自身亦蕴含着一定的喜剧性,这就使"悲"与"喜"在主人公身上以及某些回述往事的场面中相互交融。上述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20世纪西方社会的巨变以及"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和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本人将世界和人生视为一出悲喜莫辨的悲喜剧,并且在其戏剧创作中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表现。     

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电影《小时代》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符号学考察

电影《小时代》系列以进行时的方式讲述了四个少女的青春、梦想,体现了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叙述。与宏大叙事相反,它是一种“小”叙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小”叙述,它并不反抗体制,甚至某种程度上,不自觉与体制达成共谋。它也是消费时代的小叙述。《小时代》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选择“郭敬明”为经典的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浪潮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诉求;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了这群青少年最佳的自我替代性叙述文本。电影《小时代》的粉丝中,以女性青少年居多,某种意义上,《小时代》是中小城市爱做梦的女性青少年的欲望替代叙述,它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城市形象建构、镜像语言风格与“酷”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塑造了当下女性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一部认真的社会喜剧——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中对传统的颠覆与重建

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中依据他的唯美主义思想构筑了一个浪荡子的世界。剧中人物追求风雅、享受生活、谈吐机智诙谐,在充分诠释唯美主义思想的同时,用他们的行为和言语犀利地讽刺了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这其实是王尔德寻找存在感、重建自我的过程,以此来颠覆那个庸俗虚伪、使人们感到精神空虚和无根感的维多利亚时代。王尔德更于剧中寄予了对建立理想社会秩序的渴望,体现出作家寻求人性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类福祉的人文主义精神。     

冯小刚喜剧电影的传统文化内涵及现代认同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中贯穿着诸多传统文化内涵,能调动观众心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其喜剧素材在嘲讽当代社会现实之时,又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剖析其作品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以及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认同。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     

莎士比亚喜剧的语言特色解读——以《仲夏夜之梦》为例

在威康·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中,《仲夏夜之梦》成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作品,也体现出威康·莎士比亚喜剧的艺术风格。以《仲夏夜之梦》为例,探讨作品中涵盖的语言特色,从多个角度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创作的理念,并找寻不同修辞之间的联系,为《仲夏夜之梦》语言特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陈瘦竹喜剧思想的历史图谱

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陈瘦竹沿着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道路，以古今中外思想理论和戏剧艺术为广阔资源，构建肯定性的喜剧思想。陈瘦竹特别从莎士比亚的幽默传统、司马迁的笑言传统和毛泽东的社会矛盾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表现出明晰的历史图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喜剧理论，提出了“讽刺、幽默、赞美”三重喜剧标准，这三个标准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互相转化。     

论《樱桃园》的喜剧特殊性

契诃夫的《樱桃园》是一部喜剧,但不是一出传统意义的喜剧。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以及主题思想的传达这三个方面试图来论证该剧中的喜剧性因素。     

从《大地》、《母亲》看赛珍珠中国题材小说中的“现实感”

赛珍珠＂中国叙述＂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与她敏锐而深切的＂现实感＂密不可分。这种＂现实感＂与赛珍珠早期在中国比较独特的生活经历有着内在的情感和精神联系,同时亦与她破除一切自我禁忌的以＂生存—生活＂为中心的现实哲学浑然一体。而她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发自生命本体的超越种族、国家与文化的悲悯意识,为她突入到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超越时代主流意识和思想的个人精神信念。而在理性与抒情之间的适当平衡,不仅成为她的中国叙述的方法支点,亦成为她的中国题材小说在叙述方式上的一种鲜明的个人风格。     

电影与国家形象:产业、文化与美学

所谓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表象特征的总和,是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等传播介质所塑造出的形象。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形象,也包括在国外的形象。在全球信息和市场流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之间往往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仍表现出两个极端,而在文化的功能上则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一方面要保障自身健康发展,同时又要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电影产业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当下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