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施视域中宪法援引典型案例分析

随着宪法实施被赋予更高的要求和价值,宪法援引成为推进宪法实施的有效路径。宪法援引在司法实践中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有其合理之处。通过检索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某省进行宪法援引的裁判文书,发现其历年援引宪法的文书数量、援引主体、援引法院和援引内容体现了宪法援引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及其蕴含的价值。宪法援引的确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提高裁判文书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律逻辑的严谨性和说理性,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转化为可靠的司法现实。同时宪法援引中存在的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也不可忽视,需对宪法援引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以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

经过局部修改之后,我国现行宪法呈现出两个文本形态:其一为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其二为宪法修正文本。1988年局部修宪时,我国决定仿效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宪法在文本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效果并不理想,宪法修正文本遂得以产生并普及。作为一部成文宪法,我国宪法应当具备唯一确定的文本形态,宪法文本应当兼具充分的正当性与较强的实用性,因此有必要在两个宪法文本间作出选择。选择宪法修正文本是一条更为现实的进路,而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则有可能进一步发挥宪法修正案的功效。     

论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需求性的价值平衡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自1982年制定以来进行了四次修改,而这四次修改皆因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等外力所助推的结果.宪法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宪法自身最高法的特殊性,宪法又需要保持稳定性.实现宪法的稳定,需要重新建构宪法稳定观,追求宪法实质稳定而放弃社会转型期的形式稳定.明确社会发展对宪法修改的合理需求性,平衡宪法稳定性与社会发展需求性之间的二元矛盾.     

论宪法司法适用的主旨

国内一度引起学者专家争议的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已经经过学者一番严谨讨论,但是"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宪法司法适用的主旨: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

“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价值形态：即“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可归结为“政治立宪”,由此造成当前中国通往宪政的种种路障。“宪法政治”内涵了现代政治文明应然的价值指向。     

宪法序言: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八二宪法有着长篇幅的序言,这给以司法适用为导向的狭义宪法解释学带来了理论困难,也给以人权规范为核心的规范宪法学带来了体系整合与价值协调的难题。如何认知和处理宪法序言的效力及其与宪法正文的关系,成为一个严格的中国宪法科学问题。在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与中国宪法语境下,宪法序言的主要功能是对体制的合法性论证,既包含历史合法性维度,也包含政治原则的规范维度,包含了规定并塑造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与权利体系的"根本法"规范,充当了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宪法序言对社会主义特定的政治安排予以吸纳,在体系上要比经典的近代宪法更加繁杂,其规范形态还有待进一步演化,但其规范性不容忽视。宪法序言构成了理解中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对宪法序言之历史叙事模式与原则论证理路的精准与合目的之解释,有利于真正建立中国的宪法科学理论。     

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为了弥补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缝隙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违宪,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由此,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这也产生了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不能违反宪法价值而导致违宪的结果,同时,宪法变迁在宪法文本的解释空间内进行,反之,应通过修宪来解决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落差。     

共和国宪法变迁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宪法学界多年以来一直都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但是,无论从权威机关确认的变迁形式,还是从程序、内容和名称来考察和分析,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次大的宪法变迁,其性质都是修改宪法,而不是制定新的宪法.共和国宪法史上,只制定过一部宪法,而不是四部宪法,现行宪法是经过1982年修订的1954年宪法.我国每次修宪之前,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这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宪法惯例,虽然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它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因而是合宪的.为保障修宪程序的正当性和明确性,这一宪法惯例应当成文化,法治化.1954年制宪过程中移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宪法,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宪法司法化：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路径

由于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法官缺少运用宪法的知识和理念,人们对宪法属性认识不够以及司法实务界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等原因,导致我国宪法存在严重的"虚置"问题,公民基本权利也难以保障,这样宪法司法化就势在必行。可喜的是,现有的国际成功经验可借鉴,国内的初步实践也可总结。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司法化等措施实现宪法司法化,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关于我国宪法实施的两个具体问题

在我国有关宪法的司法解释和由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所谓宪法案件,关乎宪法的贯彻实施。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由普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享有审查违宪的权力。因此,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案件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宪法案件。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依照宪法和立法法本身缺乏法律的支持,加之以司法主体解释宪法就更显得牵强附会了。所以,所谓宪法司法化不等于就是在实施宪法;有了所谓宪法案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法就司法化了。     

试论私产入宪的宪法权利问题

随着宪法修正案的颁布,在此之前我国社会各界对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的热烈讨论,在宪法层面上的表述最终有了答案。"私产入宪"是我国宪法变革的一大成果,标志着我国宪法观念的一大革新,并在符合国情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与国际做法接轨。同时,它也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治宪法留下了什么？

英国的政治宪法学应当从关于政治宪法和法律宪法之间已显过时的对比中继续前进。将联合王国宪法作为焦点,分析作为政治与法律混合体系的当代宪治秩序,发现这样一种混合体系无论是相对于政治宪法模式还是相对于法律宪法模式,都可能是一种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体系。     

论宪法的行政适用

依宪行政是政府依法行政的核心。在我国,宪法不能直接作为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由此导致一些行政活动偏离宪法,甚至无法可依。我国宪法的行政适用有着重大意义,应该结合我国实际,从完善宪法立法、发挥宪法对行政案件的裁判作用泓及改善行政机关的专业结构着手,推动宪法在行政执法中的有效适用。     

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

“人类生活为什么需要宪法”、“人类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如何通过宪法达到目的”构成了人类对宪法这一人为构建的元追问,并成为宪法学的元问题。对这三个元问题的回答在根本上又构成了对宪法的正当性的证明。宪法学因对元问题的回答和对宪法的正当性的证明而展示出它作为“宪法哲学”的面相。     

宪法:民主之法——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民主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宪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宪法的内容及宪法发展目标揭示了宪法学这一本质特征。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宪法含义经历了从规定政权组织结构到规定公民权利 ,从规定公民权利到保障宪法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变化 ;从现实世界范围内各国宪法内容考察 ,它们在形式上都承认主权属于人民 ,确认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 ;从人类发展趋势来看 ,民主是人类社会不懈的追求 ,由于需求的无限性 ,人类对民主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据此 ,宪法学研究范围具体应包括 :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制度、国家、公民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修宪模式论

宪法既要稳定,也要修改,宪法权威是建立在宪法稳定性与适应性统一上.宪法修改方式的选择是协调二者关系的努力之一.当今世界修宪实践中存在宪法全面修改、宪法修正案和修宪法令三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惯常的程序、方式、方法,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三种模式是相互区别的.目前,我国采取宪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宪法,但是由于理论上的认识不清,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在宪改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     

民生关怀:宪法实施的基点

宪法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民众生活是宪法的逻辑起点与永恒的价值取向,民生也是宪法的重要内容,而宪法则是民众生活的根本保障。30年宪法实施效果的反思与当前民生问题高发的现实启示我们：宪法的实施需要体现民生关怀。当前应以民生关怀为基点,通过强化制约权力、关注民生的立宪、行宪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建立完善宪法保障制度等进一步推进宪法的贯彻实施。     

论当前我国刑罚目的之取向

文章叙列了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对我国刑罚目的取向的意义。提出我国刑罚目的取向从目前的以一般预防为主是基于目前治安和社会状况的现实考虑，而将来的可能转向则是以特殊预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