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地理的历史变迁——从中国思想家的地域分布谈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273位传主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思想史的时空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样本,通过对其梳理,可以发现中国思想地理呈现的不对称性,可以勾画华夏主流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次南移的历史轨迹,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岭南及边疆地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担当了不同的文化权重和角色。南宋靖康元年(1126)和鸦片战争(1840)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则可以作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文化地理分际线,通过宏观叙事和经纬结合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空转换过程中中国思想地理的历史递嬗和变迁。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整体出版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誉为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由已故南京大学名誉校长、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匡亚明先生主编,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海内外200余位知名学者撰写,南京大学出版社整体出版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丛书》从1986年匡亚明先生亲自写作《孔子评传》开始,到2006年茅家琦教授完成《孙中山评传》结束,历时20年,总计200部,涉及270位著名的思想史人物,历史跨度2500年,篇幅达6000万字,全面总结了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演进历程,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路径探略——以墨子思想研究为例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有着清晰的时代特征。以墨子思想研究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理解。学人对墨子思想各具特识的诠释,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路径的历史考察表明,从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应该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主题及其演进

体育救国是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主题;从严复、康有为到孙中山、黄兴,从陈独秀、鲁迅到徐一冰、张伯苓,无论是政治家、革命军、思想家,还是教育家、体育思想家,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大力予以宣扬、鼓动。体育救国思想在长达百年的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因历史时期不同,思想主体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体育救国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主题,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原因。     

"一位擎着火炬的侍女"--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中的三大问题与九大关系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这三大问题时需要处理好九大关系。一是如何解决近代思想史的独立的学科属性问题,这就必须正确处理近代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既要从各自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确定其严格的学科分野,又要兼顾其互动关系;二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确立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把历史分析与价值分析建立在价值中立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三是如何解决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问题,合理解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从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吸纳一切合乎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合理思想因素。     

中国思想史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史专业是新建博士点,时间虽短,但有较深厚的基础。该博士点有两个渊源:一是历史系著名古史专家刘毓璜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末建立的先秦思想史硕士点,该硕士点专业在历史系延续20多年,培养了一批古代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人员。二是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教授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大型丛书并组建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评传》丛书是我校文科研究的一项重大工程,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丛书的编撰工作联络了海内外一大批中国思想史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则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学术基础扎实的研究人才,成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史学科的中坚。中国思想史博士点由历史系与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以历史系为依托,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为主阵地,组建成较合理的学术队伍。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述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是葛兆光近年来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次集中总结。除了继续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以外,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加减法”、从“创新性思想”走向“妥协性思想”、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适应时代要求,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韦政通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韦政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独到见解,认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存在孤立研究、主观偏误、牵强附会、墨守成规、复古意识浓厚、缺乏理性精神、时代意识不足等缺陷,其更新之道在于研究者应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和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在中国传统思想基本脉络的宏观省察上,韦政通做出了孔子中心而老庄异质的思想定位,并将秦汉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分为制度化儒学时代、佛教时代、儒学复兴时代3个阶段。他还认为,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空前发展与重视客观认知的精神共同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论域,其历史担当意识和关注现实的精神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大体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两个层面,它们都重视思想和社会的关系,但前者以精英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为主,强调社会或经济结构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而后者则重视普通民众一般的知识和心理,强调观念对社会的具体塑造作用。其实,思想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思想史介于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是相当理论化的社会观念史,中国思想史也概莫能外。所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应重视思想和社会的互动、重视社会思潮和具体思想家的互动。     

继承与创新——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形成了以萧公权和吕振羽为代表的两个研究范式。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新范式。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法,但又并未完全放弃阶级分析,他认为阶级分析依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刘泽华是从历史学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提出要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加强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和民本思想研究,以此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属性。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漆侠先生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漆侠先生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关注与研究经历了这两次高潮,有专著2部,论文20篇。这些成果既有对不同历史阶段农民战争史的全面深入研究,也有对农民战争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绩卓著,影响巨大。探讨总结漆侠先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对今后的史学研究可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完善事实陈述的主要途径——涉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治学心得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一批影响极为广泛的学术观点竟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因而有必要在完善事实陈述的基础上,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具有一定颠覆性的重建.研究争鸣的各种理据、分析思想的内在理路、剖析文本的理论体系、拓展史料的取材范围等,有助于形成结构、逻辑、要素、过程相对完整的事实陈述,进而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是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自由的学术氛围下进行的。当时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历史研究手段,在立足史料,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从理论高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因而其科学性便受到损害,甚至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弹性的符号——抗战时期中共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文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历史轨迹进行了新的描述 ,通过时空定位 ,揭示言说与境况的互动 ,依据互动之内涵 ,划定了三个阶段。从三个阶段的递进中 ,不仅获得多方面的认知内容 ,而且可以看出 ,思想文化史是成团成簇的话域、活脱脱的一种争辩滚动局面 ,那种板块式的把一个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拼合或以语句概念的分类摘编来表述的思想史是有颇多局限的     

中国文学审美命题研究新探

中国文学审美命题是中国文学理论思维的结晶,体现中国文学家的理论素养和中国文艺的精神特质。为了探索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路,应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大范围中,运用系统思维的方法,选择中国特有的文学理论命题进行研究,以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特色。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不少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在反思旧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的看法,显示了勇于探索真理的理论勇气,表现了以构建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史应分为四个大的时代,即血缘家族--氏族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州郡时代、行省时代,并认为这一划分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分歧,反映中国古代历史自身的特点.     

侯外庐史学的文化生命力--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侯外庐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具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从翻译《资本论》入手转而进行思想史研究的独特学术路径,不仅奠定了"侯外庐学派"的理论特色,也发前人所未发,得出了一系列对中国古代社会特点极具启发性的认识。外庐先生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融入学术研究,他对封建社会"异端"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宋明理学的研究,都表现了这一特色。外庐先生是史学家,也是教育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使"侯外庐学派"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发掘上述具有鲜明个性的学术特征,便可发现外庐先生学术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