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双重挑战下的都市新闻业：“媒介化风险”与“消逝的地方”

新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域相关,但新闻实践中的“地方性”却较少被新闻研究关注。本研究聚焦以重要地方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为边界的“都市新闻业”(metropolitan journalism),从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风险”和“地方”问题入手,探讨了都市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都市新闻业既面临“媒介化风险”的压力,又受到“消逝的地方”这一现代性后果的深重影响。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两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难。尽管新闻学研究近年来经常启用“危机”概念来阐述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业状况,但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都市新闻业可能的创新路径是以复杂关系驱动的创新,即通过制度赋权提升都市新闻业的灵活性和再嵌入地方生活的能力,以此应对双重挑战,更好地激发地方新闻生态的活力。     

大学治理体系和大学治理能力建设论要——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大学治理体系是按照治理本质和大学规律组成治理大学的规范系统,其系统彰显的治理理念、大学精神、治理效能构成大学治理能力。大学治理体系与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相互激励、互相建构的关系:治理能力需要在治理体系中得到孕育,治理体系中蕴藏的理念、精神、效能需要治理主体激发;治理体系是通过具有治理能力的主体进行建设,不断完善。显然,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应基于大学规律架构大学利益相关者互动博弈的一种治理框架,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应基于大学治理的目的描绘大学治理主体具有应对大学的不变事务与动态事务和培养现代化人的一幅能力图景。因此,大学治理体系和大学治理能力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沿,而且构成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方面,这将对化解我国大学内外各种紧张关系,以及对我国大学当下综合改革、大学协同创新等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传媒生态变迁视角下的新闻业转型

数字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新闻业的生态结构,传统实体传媒的受众被动接受模式逐渐让位于数字虚拟传媒的参与互动模式。新闻生产由中心发布转向移动分享,新闻内容由客观权威转向主观碎片,新闻传输由单向等待接受转向即时互动扩散,新闻消费由成本泛化转向成本精准,新闻媒介由有限实体转向无限虚拟。传媒生态的变迁意味着新闻业的调适转型需要着眼于本体存在层面,以新闻产品质量为核心,转变新闻理念,优化新闻制度,提升新闻数字素养,重塑良好新闻生态。     

新媒体时代与传统新闻创新

当今的新闻业受到来自新媒体的影响正在不断加深。新媒体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可以为新闻业带来新的气象；同时，它也有不可忽视的弊端。如何有效利用新媒体进行传统新闻创新，同时避免新媒体对新闻传播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每个新闻从业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政治协调的梗阻与政策路径

区域公共治理过程中,单一中心治理带来的政治协调的障碍主要在于: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区域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区域公共治理绩效评估的梗阻.从政策系统分析主要是三个层面原因:政策主体上,政府利益自利性侵蚀公共性;政策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缺失;政策组织上,科层结构导致传导机制扭曲.要消解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梗阻,选择或创新区域公共政策的政策工具、运行机制和政策过程,主要在于构建区域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体系、建设开放性区域公共政策体系、创新区域公共治理模式.     

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应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推进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新时代推进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客观需要,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在界定"生态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生态治理现状,指出当前中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突破困境的逻辑进路:加强主体建设,不断激发生态治理主体的活力;完善制度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打造智慧生态,努力实现生态治理技术的现代化;深化体制改革,消除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优化评估体系,以促进生态治理评估方法的现代化;明晰减碳目标,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缘起、挑战与路径

以大数据为基础、以复杂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长的重要力量。但算法自主能力提升和算法应用场景拓展，使算法治理可能成为异己的力量，引发平台垄断、隐私侵犯、参与弱化、算法歧视等风险，算法规制的善治要求应运而生。然而，寻求面对技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交织叠加的算法规制的善治之道，面临着多重目标、信息壁垒以及规制制度缺位与能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战。实现算法规制的善治需要完善算法规制体系，构建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和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推动有意义的算法透明，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消除算法规制中的信息壁垒；推进规制制度变革和规制理念创新，把国家算法权力纳入规制范围，提升规制队伍能力水平和发展敏捷性规制工具。只有实现技术向善的算法规制，才能在技术应用驱动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中创造高品质生活。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反思后,在新时期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的特征,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发达状况,政府所具有的特殊权威性和强制力,决定了我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职能定位、组织体系设置、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偏差与不足,妨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优化生态环保组织体系、健全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决策机制、完善区域生态环保治理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

新媒体让"人人是记者"变成可能,从而根本改变了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唯有变革理念,重新定义新闻与新闻业,新闻生产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以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为目的,新闻生产应该更加个性化。未来的新闻业需要新闻编辑部进一步优化资源、协同生产。基于各类新媒体形态的差异、新媒体用户喜好的不同,未来的新闻业应该再造出各具特点的生产流程。     

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一带一路”绿色治理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绿色治理经验可支撑"一带一路"在全球绿色治理创新中深入推进。着眼绿色治理涉及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广义边界,构建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可透过实践体系探索系统治理经验。与"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区域同处相似后发状态的贵州,正探索"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彼此联动的绿色扶贫治理、生态环境大数据监督治理、适应地缘"区域级差"要素创新大数据治理、"产业的生态化、生态的产业化"的大生态治理,为"一带一路"的绿色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人机交互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新闻：主体赋能、危机与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为新闻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它为新闻主体赋能：数据驱动采集与自动内容生成、多重视角新闻与创新叙事形式以及量身定制新闻与多维交互模式。然而,这项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主体危机,如削弱专业价值、冲击业务模式,影响新闻职业、贬低工作价值,加剧权力不平等、植入特定价值观,污染信息生态、引发信任危机等。为了应对主体危机,新闻编辑部应制定使用指南和规范伦理原则;新闻工作者需调整角色定位,发挥跨界整合能力;新闻用户应强化数字媒体素养,从而推动人机关系从共存、协作向“共情和共同进化”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权力膨胀与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社会领域诱发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既有的生产关系，而且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在算法全方位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也蕴藏着一系列内生风险，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碰撞。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对算法规则和算法权力的单向度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调研的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多学科思维，探讨算法规则向算法权力的动态转变。正是这种动态转变加速了算法权力的膨胀，这也催生了大量的算法风险，引发了社会治理的困境。因此，算法治理需要通过约束算法权力进行建构、引导和反思。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     

新闻业应用大数据:展望、误区与对策

大数据时代,新闻业将发生三个方面的变化:在新闻报道样式上,由数据新闻升级为大数据新闻;在新闻生产的受众观上,由类型化受众观变为个人化用户观;在新闻产品的本质上,由易碎的信息转向高附加值的知识。在大数据时代初期,人们对大数据还有诸多误解,如认为大数据的分析是客观的、大数据的数据采集都是全样本的、大数据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大数据对于新闻业态的重构是革命性的,新闻业需要主动、积极地迎接大数据时代,包括对大数据资源的主动积累、获取,对大数据技术的主动接轨和掌握,对大数据新闻的常态化实践,还要提升新闻业者的"大数据素养"。新闻业应用大数据需要再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