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中西思想史上的中庸之道——《中庸》思想的发生与本体构成

中庸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是很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一方面《中庸》难读难懂,孔子说:“中庸其难哉”。孔子一生都很难做到几次,可见其精神把握的高度和践行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到不断的误读,在20世纪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初,更是名声不佳命途多劫。“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1]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成为被批判、检讨、嘲笑的对象。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孔子思想的合理内核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日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过去不少学人都认为“仁”或者“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中庸”，而“仁”和“礼”只不过是实现“中庸”的手段罢了。孔子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孔子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范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     

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分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和他的学说,被中国历代王朝崇奉为圣人,被世界各国推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是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庸,作为伦理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他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可见,达到中庸的办法是“允执其中”,防止走向两个极端,而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标准。他还     

坚持斗争哲学 狠批“中庸之道”

解放前,俺南关有一座“子思书院”,里边豎着一块“子思子作中庸处”的石碑。一提起“中庸之道”,俺南关人民就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把“中庸”捧到了天上,说成是人们道德的最高标准。子思、孟轲进一步鼓吹“中庸”,企图完成孔丘没有实现的“复礼”大业。从那以后,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反动统治,纷纷跑到俺南关,刻石立碑,大肆吹捧“中庸”,说什么“天下中庸在此间”,簡直把“中庸”吹得神乎其神。可见“中庸之道”是历来反     

论王船山的“中庸”观

<正> 中庸一词见于《论语·雍也》篇。相传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从此以后,历代学人对《中庸》的注解颇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关于“中庸”的含义,现代学人对它的解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中间思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折中主义,还有人以为中庸是“庸庸碌碌”之意。庸庸碌碌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缺乏进取精神,更没有开拓胆量;也有人认为中庸之庸是“平庸”、“庸俗”之意。总之,中庸在人们的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简析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相同点赵玉芝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两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东西方社会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人在《简析孔子中庸与亚里多德中庸的相同点》（见《石油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一文中对“中庸”作过一些...     

中庸之道与《中庸》学

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典籍中,首先提出“中庸”的是《论语》的《雍也》篇。孔子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是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过”与“不及”两个概念,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这在认识论上是有深度的。孔子中庸思想是用“中”致“和”,寻求稳定。这在政治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中庸思想的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有两个阶段特别重要:一是在战国;一是在两宋。战国阶段,中庸思想主要由思孟学派传承下来;两宋阶段,发展中庸思想的是思想家二程和朱熹。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说“中庸”

摘 要 《中庸》集中体现了儒学中庸之道思想.现代人释中庸为折中调和,是根本性的误读.“中”的本义是内在的且能贯通上下者,“庸”的本义是实用,中庸其实具有体、用两重性.因此,中庸之道既包含着形上学意义上的本体的存在,也表现为形下学意义上的作用的实行,既是精微幽深的天下之正道定理,又是平常普适的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庸》在详细解说中庸之道学理依据的基础上,指出在天人关系的大框架中,人的修养进路和方式,并为人们展现出儒者的最高的人生价值和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中庸的“时中”观念具有发展的性质,所以中庸之道不是僵化的,中庸的“中和”观念,更具有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功能,在社会学、生态学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庸批判

<正> (一)中庸的产生与发展中、庸二字联用,首见于《尚书·大禹谟》: 帝曰:“来,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舜帝告诫禹说:“人心诡危,道义渺茫,唯当求精诚一贯,恰当执取中正。无证无考之言不听,无询无虑之谋不用。”用什么呢?用中,或者说唐中,也就是中庸,可见中庸的思想产生很早。或日《大禹谟》为后儒伪托之文,不可凭信;但殷墟卜辞是真的,它证实了殷代就有中庸思想。《殷墟书契前编》七·二十二·一片甲骨有卜文日:     

王夫之论中、和

<正> 中国哲学的不少概念,在王夫之哲学中都有着独到的解释。“中”、“和”即是一例。“中”,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雍也》篇)。以后,“中”成为《中庸》中的重要范畴。什么是中庸?历来说法不一。宋儒把“庸”解释为“平常”,把“中”解释为一种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状态,影响深远。庞朴同志的《中庸评议》,以确凿的材料,证明了这种解释是谬误,所论精辟,分析透彻。只是对王夫之的论述注意不够,本文愿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中庸至德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门弟子及其后继者子思和孟子等受其影响很大。《小戴记》(《礼记》)的《中庸》篇,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撰,后经汉儒们窜改,损益,流传日广。南北朝时,已有梁武帝《中庸讲疏》等专讲《中庸》的著作,唐代李翱等竭力推崇,宋代“义理之学”兴起后,《中庸》受到程颐和程灏等的表彰,朱熹且以之与《论语》、《孟子》、《大学》合为《四书》,列为儒家经典著作。并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流传益广,影响益大。《论语》中所载孔子论述中庸之德的正面材料并不多,内容亦较质朴,《中庸》作者利用某些有关孔子中庸的语录,进行其以“诚”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的说教。《中庸》的第一章和第二十章以后各章是作者论“诚”的部分;第二章到二十章是孔子中庸语录汇编,是《中庸》中的原始部分,但亦已多窜易损益之处,不宜随便引用。至于后人所作有关《中庸》的注疏,更多异说,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因此,要对孔子中庸思想作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确是困难的。孔子的中庸思想,蕴藏着深刻的变易思想和辩证思想的因素,以及“执两用中”的“忠恕”伦理原则,和“执两一贯”的论理方法。这些思想,贯彻在其有关的言论中,散布在《论语》各章的有关方面。如细细地加以剖析,还是可以探索出一些真实面貌来的。兹特试探如下,提供大家讨论。     

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北方和东方地域文化的差异

《中庸》一书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虽说书中也记载有秦汉以来的社会历史状况,如书中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云云,显然是有秦之后的事。但从整个著作来看,仍应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此,《中庸》所反映的思想,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本文就从《中庸》论强章出发,来探讨一下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北方及东方地域文化的差异。     

孔子论理想人格模式

孔子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论语》一书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但为数不多)的对话录,其间的谈话可以说大都是围绕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展开的。这个按照孔子人格理想所应成为的人,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各有那些品质特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孔子人格理想的模式问题。 首先,是所谓“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说他看不到圣人,能看到君子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圣人是他所理想的人格,这种人在人格分层上比君子高,他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而是极为罕见     

“中庸”新释

复旦大学教授朱志凯在《社会科学报》第188期上撰文,从孔子中庸方法建构的文化背景、孔子中庸概念的内涵、中庸与折中主义的根本区别以及孔子中庸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四个方面对孔子的中庸方法重新作了阐释。 关于孔子中庸方法建构的文化背景,朱志凯认为,“中庸”是基于周礼仁义需要应运而生的。处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末期的孔子面对“礼攘乐崩”的局面,终身追求西周礼治,“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