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的产生、发展与改造

上海钱庄的起源钱庄是中国旧式信用机构之一。在新式银行还没有设立前,钱庄、银号、典当、银爐票号等已早存在。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它起源于货币兑换并因经营这种货币业务而引起贷款和存款业务。上海的钱庄也有悠久的历史,商铺兼营兑换和存放款,是它的最早的形式。据上海钱庄业的较为普遍的     

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国内外商界 50 0年 ,尤其是它所经营的票号、帐局、钱庄、当铺、印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 ,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与西欧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设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 ,在世界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创新。这种创新析对现代金融具有重要的前驱和借鉴意义     

延边金融发展简史

延边地区作为满清皇朝发祥地 ,曾被清政府封禁2 0 0多年 ,直到 1 9世纪末 ,清政府废除封禁后 ,延边才开始进入萌芽状态的自然经济 ,农工商各业兴起 ,人烟逐渐稠密 ,规模很小的钱铺、当铺成为延边金融发展的起点。1 90 2年 (光绪三十三年 ) ,吉林永衡官贴局在延吉设立分局 ,发行官贴 ,管理地方金库 ,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业务。这标志着官办银行在延边地区正式成立。清末民国初年 ,延边金融业有了较大发展 ,既有官办的永衡官银钱号延吉分号 ,东三省官银号延吉分号 ,中国银行延吉支行 ,殖边银行延吉支行等 ,还开设了一些民办、官民合办的钱庄…     

略论近代云南旧式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向

在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货币及货币经营资本的作用日渐显著,而以货币经营资本作为对象的旧式金融业,如一般的民间借贷资本、典当业、票号业、钱庄业、汇号、煎销业等也有相应发展。但随着近代企业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后,旧式金融业已不能满足生产和流通发展的需要,旧式金融机构或日趋衰落乃至消亡,或悄然向近代金融业演化。     

北洋军阀的勒索与湖北官钱局的倒闭

清朝末年,湖北地区的货币经营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些私人所设的银行、银号、钱庄以及官府筹设的钱局等,在省内各商埠都陆续开办起来,从而为当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金融企业因遭军阀的勒索和战乱的困扰,陷入了衰败状态,有的被迫宣告破产。显名一时的湖北官钱局,就是其中的一个。湖北官钱局,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的官营金融机构。创立于1896年(清光绪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从钱铺到钱庄的产生

钱庄是中国旧时的重要金融机构。它究竟产生于何时,是值得进一步搞清楚的问题。《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出版)把上海钱庄的产生定于清乾隆年间。彭信威先生則认为中国的钱庄产生于明代。他所著《中国货币史》第七章第四节《信用和信用机关》中有《钱庄的兴起》一目,其中提到“钱铺这名辞,最早出现于《金瓶梅》一书”;又说:“万历年间的书中提到钱肆、钱庄的时候,多透露出是一种赚钱事业的语气。”说明他认为在明万历年间钱庄就已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结论是否正确?本文想在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些订正和补充。     

清末民初晋商由盛转衰原因探讨——以包头地区的旅蒙商为个案

晋商兴起于明清时期,纵横商界约500年,至清末民初由盛转衰,是什么原因导致晋商由盛转衰,最终一蹶不振而淡出历史舞台?晋商中的劲旅——旅蒙商的兴衰就是很典型的个案。清末民初包头地区旅蒙商所遭受的外商剥削、土匪掠夺、苛捐杂税压榨和官办银行的排挤等,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包头地区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晋商由盛转衰的原因。     

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1908—1936)

近代汉口商业贸易繁荣,外资银行业发达,钱业根深蒂固,在这特定的时代里,新兴的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初创期,它借助浙商这个纽带,整合在汉浙籍商人的实力,与钱庄发生密切联系,在放款、货币发行,以及抵御金融风潮中与钱业展开了良性互动。但由于两者的利益冲突,以及银行公会的发展壮大,两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逐步缩小。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虽然体现了近代银钱关系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兼具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晋商治理制度研究

明清两代,晋商曾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的治理制度为延续其事业的辉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晋商的两权分离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防范制度等,对我们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晚明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变迁;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于融为一体的进程中。明初,白银并非合法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不仅拉动了外银流入,而且使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事实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从时间和动因上看,中国的社会需求曾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并为整体世界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之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     

新抗战史观

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大陆抗战史观正在悄然转变中:在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与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赞扬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爱国精神,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抗战,正面认识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这种新抗战史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条件、原因与意义,值得关注。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光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援要求迫切,陈光甫两次奉命赴美谈判,签定了桐油借款协定和滇锡借款协定,为中国独立抗战取得了财力上的支持;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与中国旅行社等实业也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他还积极协助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近代中国银本位制下的汇率变动

银本位制是国际金融史上最早、最纯粹的浮动汇率制。银本位制时代中国汇率变动的特点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31年以前为金银比价变动,汇率变动的总趋势是金贵银贱;1931年后演变为银与金、银与各国纸币兑换率双重汇率,二者走势并不完全趋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有两次银贵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银贵是名“贵”而实“贱”,迎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20世纪30年代是金贵银贵纸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华北货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日本的华北币制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初期,日本方面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由朝鲜银行单独负责战地军费支付,军票及河北省银行充当备选方案;而在1937年8月至9月朝鲜银行金券大幅贬值后,遂决定实行以河北省银行为中心、中方银行协力的方案,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中方银行的反对,则实行了由朝鲜银行和河北省银行并行共同负责侵华各项费用支出的政策。上述政策只是作为战时华北币制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最终于1938年3月建立了作为华北地区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和启示

抗战时期,由于毛泽东、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广泛宣传、有力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其思想重视、措施得力、目的明确和艰辛奋斗等经验,对于今天发展科技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