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与控制探析

检察自由裁量权在各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本文通过分析辩诉交易、暂缓起诉等典型的检察自由裁量权制度,认为只要对检察自由裁量权给予适当的规范,便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个权力 两种模式：诉权视角下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存在以诉权为核心的英美法系模式和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的起诉制度采行了具有刚性特征的大陆法系模式。为了顺应刑事司法发展的国际趋势,有必要对我国的检察官起诉裁量权制度进行诉权化改革,柔化现行起诉制度,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诉权化研究

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存在以诉权为核心的英美法系模式和以司法权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我国现行的起诉制度采行了具有刚性特征的大陆法系模式.为了顺应刑事司法发展的国际趋势,有必要对我国的检察官起诉裁量权制度进行诉权化改革,柔化现行起诉制度,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澳门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地位及其自由裁量权——以“诉讼程序暂时中止”制度改革为例

澳门的检察机关具有独立的司法机关的地位,与法官共同行使司法职权,检察官的任职资格与法官相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职权行使保障。但是。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不享有诉讼程序暂时中止（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权,只享有向预审法官建议的权利。应当审慎考虑检察机关强大的司法机关定位与严格受限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诉讼程序暂时中止制度改革的探讨,探寻强化澳门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可能路径,以相称于其司法机关的地位。     

美国检察裁量权体系化审视——历史变迁、立论基础及其规范方式

因其特殊性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检察裁量权成为美国刑事诉讼领域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美国检察裁量权从渊源上承继了英国早期检长"撤回起诉"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司法判例中正式确立并得到蓬勃发展.美国检察裁量权不仅有检察权独立理论的形而上支撑,还有执法资源衡平、立法过罪化规避、刑事个别化正义之追求等形而下的正当化实践基础.美国检察裁量权也并非完全没有制约,其不仅有来自于美国宪法相关条款的限制,还有《联邦检察官手册》等非正式法律规范的制约.但实践和理论上对于检察裁量权的批评一直不曾间断,要真正回应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批评,需要基于美国司法体制特殊性重新系统化考量检察裁量权的基础.     

论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我们仅在刑事公诉权的范围内讨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不全面的，在立案侦查权、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以及民事、行政案件抗诉权之中，我国检察官也拥有自由裁量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行政权的扩张性要求严格控制行政性裁量权，司法权的中立性使得司法性裁量权应适当扩大。法律还须加大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围的程序性控制。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司法能动性为逻辑起点

法律规范的静止性、社会实践的动态性之间的断层,证成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司法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弥合了这种断层。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应也不能忽视检察官个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司法能动性为逻辑起点,对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反思,并就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重构提出若干建议。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基础理论探微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的过程中，遇有法律规定较抽象或有弹性的情形时，为了实现更合理的目标或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依法律原则或精神就具体问题作出相对自由的选择、判断与处理，它具有合法性、依附性、合理性等特征。由于法律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对实质正义、个体正义、司法效率效益的追求，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正当性，但要给予制度控制，以防滥用。     

论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及内部控制

起诉裁量要权在各国都呈现出扩张的态势,但其滥用也十分普遍,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判断检察官是否滥用起诉裁量权,不必以法院的有罪判决为标准,而应以诉讼条件为首要的标准,并具体考虑是否违反公共利益、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等因素。起诉裁量权的滥用主要包括对应当起诉的案件而不起诉,对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而起诉两种形式。对起诉裁量权的控制包括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而以内部控制为主。上级检察官可以通过下达指令或移转案件的方式以实现对下级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内部控制。这种内部控制可以统一追诉标准及法律适用,防止个别检察官滥用职权或或同一案件不同检察官适用法律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借以维护司法公正。     

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缺陷与改革

赋予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符合公诉制度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的实现。综观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在起诉裁量权的标准、制约措施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与缺陷,亟需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新加坡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及其镜鉴

新加坡与中国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上，同为后发型国家。新加坡开展刑事司法改革已四年有余，除在“高盛案”中适用过“有条件警告”制度外，新加坡当局始终保持着谦抑审慎的态度，迟迟未激活暂缓起诉制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伴随着暂缓起诉而存在的“两极分化的司法体系”以及缺乏司法制衡的检察裁量权对于该国法治有着潜在威胁。鉴于新加坡的相关经验，我国在后续的企业合规改革中，在警惕刑事合规万能主义之余，还须回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观照，加强对检察裁量权的制约。具体来说，应作好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模式选择与协调衔接，审慎推进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并明确法院在刑事合规中的角色定位。     

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某些案件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并设立了防止检察机关滥用该项权力的法律控制机制。然而,由于立法的不足,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检察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侵犯被不起诉人和被害人权利的现象。本文主要分析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特点,并针对其法律控制的弊端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相关措施。     

检察官裁量权制衡模式--以和解不起诉案件为切入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官权力的不规范使用留下了可能空间。法律对该裁量权的规范具有局限性，现行和解不起诉制度仍存在隐患。基于此，我国各地司法实践部门自生自发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索，尚且不成体系并缺乏理论的概括。由此，通过对这些司法实践的概念化与模式化，提出制衡检察官裁量权的一种新思路--以专业调解人员、独立的和解机构与辩护律师为支撑的“专业力量制衡模式”，以人民监督员、基层组织、舆论监督为内容的“社会力量制衡模式”，以事后和谈会议、事后审查制为手段的“事后公开制衡模式”。相对于传统法学理论，这三种模式在实体层面与程序层面均有突破。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必须要加以控制的权力,权力行使者的不当或错误的运用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文在对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就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     

案例指导制度能走多远?

一、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1.功能定位:监督自由裁量权不难发现,案例指导制度设立的动机主要源于两个不信任:一是对立法的不信任,二是对法官、检察官的不信任,制度的功能定位侧重于对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控制。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三题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成为排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惟应明确检察监督的判准并非＂可以确证的正确性＂而是＂可认为正当＂;基于当事人诉讼能力普遍较弱及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国情现状考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检察监督可以并存,但须强调检察监督的重点应立于保障当事人主义确能发挥作用之上;应肯定判决的既判力以维持其社会功能作用,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可以说是反向划定既判力作用边界的制度安排。     

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行政主体在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作用以及控制加以深入探讨,按照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 研究如何运用简易程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有利于行政部门正确、及时而有效地执法,切实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希望能使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法官自由裁量权论纲

作为司法权的运作主体,法官把握着公正司法的命脉.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是我们谈论司法公正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及其诸多功能已得到普遍认可,但欲使其各项价值得以实现,必须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异化,既对其适用进行必要限制,又为其适用提供合理保障.     

论税收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及执法责任监督

指出我国税收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和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上,进而列举了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与合理运作的关键因素,即行政主体能否正确理解立法意图和自由裁量权是否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最后,说明税收执法责任制是税收执法权监督的核心,对于自由裁量权合理运作的控制具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以诚信原则规制警察的自由裁量权

诚信原则,对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个人意志起到制约作用,其标准应当来自于社会,应当具有客观性。警察个人信念应服从于社会公认的、客观的价值准则和公平观念。没有客观性的约束就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主观臆断,诚实信用原则对自由裁量行为客观合理性的要求,使得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可预见性得以增强,从而减少了警察在主观上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