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程序思维的培养——从法官思维行政化问题切入

司法权长期采取类行政方式运行,导致法官“上命下从”的行政化思维方式与行动逻辑,成为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的隐性障碍。法律、程序与职业伦理等形塑法官裁判思维的诸要素在科层型司法结构中处于失灵状态,是为法官行政化思维方式的温床。法官思维方式的行政化表现为依赖集体决策与请示汇报,偏好法定证据,把司法解释当作行政命令加以执行等。司法去行政化改革通过内设机构改革与法官员额制,着力打造扁平化、同等型司法,为法官思维方式去行政化创造了客观环境。欲帮助法官实现思维方式的去行政化,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培养法官的程序思维。     

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适用条件研究——新《民事诉讼法》第41条评注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了二审独任制的适用条件。其中的实体性要件“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包含了实质标准，使司法实践的理解存在不确定性。现代司法制度中的合议制功能是发现不同法律意见的原则性共识，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适用合议制的理由主要不是技术上的疑难复杂，而是法律适用存在相互竞争的理由。只要不存在多个裁判意见交互对话的必要，都可以适用独任制。透过独任制扩张的制度逻辑，可以对二审独任制实体性要件进行规范解释，继而准确理解其他三个程序性要件，防止二审程序中独任制被不当限缩或扩大适用。     

案例指导制度能走多远?

一、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1.功能定位:监督自由裁量权不难发现,案例指导制度设立的动机主要源于两个不信任:一是对立法的不信任,二是对法官、检察官的不信任,制度的功能定位侧重于对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控制。     

基于工作过程的财务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介绍了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改革背景,对基于工作过程的财务管理项目课程的开发、建设、实施进行了探索。对财务管理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设计了项目教学的步骤,并对财务管理课程项目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了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农村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

"情理"之干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是一种正义观。农村基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经常遭遇法与情理的冲突。为了防止矛盾激化,法官不得不在法与情理之间采取沟通策略:在具体案件中利用情理地方性知识,采取当事人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行为进行说服,甚至用非正式的方式操作法定制度,用法官的话说就是"乡下锣鼓乡下敲",其实质是把审判的合法性转化为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使审判获得当事人和社会的承认。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法律与政治分化程度低下,司法往往成为政治过程。     

绿色生产率及其对工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5年至2009年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SML指数方法测算绿色生产率增长指数,从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比较分析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行业差异,结合改进的STIRPAT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就绿色生产率对工业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工业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考虑碳排放的生产效率,绿色生产率在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上升,在低碳排放强度行业下降;绿色生产率先升后降,对工业低碳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作用更大;绿色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绿色技术效率;碳排放强度与经济产出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低碳发展.     

长沙市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一、研究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指标研究,不仅是一项崭新课题、开拓性工作,而且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研究有利于正确而客观地掌握精神文明建设情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一套对精神文明建设客观的考评体系,因而对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工作成效难以作出客观而准确的评价,只能得出总体印象或一般性结论.所以,建立精神文明建设考核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能够摸清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找出问题与差距,为有针对性的作出对策提供基础和前提.     

基于DEA模型的环保投资综合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2003-2009年我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我国环保投资绩效水平进行评价,依据地区的环保投资绩效的评价结果和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了四类地区,并结合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实证研究了四类地区环保投资绩效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各有侧重的提升地区环保投资绩效水平提供经验证据。     

基金投资托管人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在投资基金治理结构中,托管人负责基金的保管和对管理人投资运作进行监督,是投资基金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尽管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同属投资人的受托人,但系分别受托履行不同职责,不属于信托法意义上的“共同受托人”,故通常情况下对投资人的损失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托管人责任纠纷案件的司法审查中,如果基金合同或托管协议对托管人义务范围有明确约定,应以合同或协议约定作为判断托管人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除合同义务外,基于托管人受托人的法律地位,还应对其是否尽到法定的信义义务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