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以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为例

信息公开是海洋污染突发事件治理的第一步。及时、全面、真实的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是海洋污染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维护健康、财产等权益以及积极有效参与事故处理的前提,同时也是公众监督企业和相关部门事故处理力度的必要条件。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给渤海海洋生态和渔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其重要原因在于漏油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主体未能完全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贻误了事件的处理时机。该事件暴露出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存在责任主体履职不到位、信息公开时间滞后、信息披露内容不实、主流媒体消极被动等问题。要改进和完善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在推动信息公开立法、构建突发事件应急平台、探索建立企业与媒体环境信息协议公开模式、健全环境信息公开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缺失及其改革——以行政法的平衡论为视角

从平衡论的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通过改变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强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等的地位,并为其他行政程序制度功能发挥提供前提条件。分析、检讨、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不仅应制定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而且还应从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信息公开的救济三个方面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内容要旨。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现状、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立法和实践上都不断完善,公开内容、范围、质量不断提高,但也存在问题和不足。对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实践中存在的公开主体范围窄、方式混乱、非常态化等问题,亟待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明确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建立统一、便民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完善环境知情权保障和救济机制。长远来看,可开展专门的《信息公开法》立法,构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建立"信息官"制度,提高政府信息管理水平和信息公开能力,并建立"阳光政府",强化环境问题的民主参与意识。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征用补偿机制

健全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有利于提高救援的速度和政府的公信力.对我国当前的应急征用补偿机制在立法、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程序和补偿救济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健全、补偿主体不确定、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程序不完善和补偿救济不到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对健全我国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提高应急征用的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在我国加入WTO后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该文针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几个问题，即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应当由何种立法主体、采用何种立法层级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所应当包含的内容框架以及如何看待信息公开立法和行政程序立法的关系等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我国诚信政府建设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全方位的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稳固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政府诚信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诚信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环境等全方位加以完善,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历程较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如立法位阶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公开意识不到位、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善信息公开、建设诚信政府应从三个层次加以突破,观念层面上应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理论层面上应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实践层面上应改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并健全监督机制。     

论我国授权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的授权立法存在着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主体不够明确、格式不统一、立法程序不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通过确立授权原则、完善授权内容和完善监督机制等来推动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发展。     

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核心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应厘清以下核心问题:一、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是行政机关,不应当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国有企业。二、应准确界定国家秘密、行政秘密和私人秘密的范围,作为免于公开的三大事项。三、信息公开的方式,除采取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相结合的模式外,应融入我国地方立法实践中已采用的内部公开和预公开制度。四、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应指定特定的机构和个人具体实施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信息公开联合会议并赋予其个案审查职能,作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传统救济制度的补充。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完善——以盐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公开工作为例

当今世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频发,保障公众知情权对增进政民互信、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法律法规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存在着疏漏和模糊,实践中容易遇到操作层面的困难。在已有研究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聚焦盐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采取的信息公开措施,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在立法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明确信息分级公开权限,列举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明确信息发布的审批程序、公开时间、形式,进行绩效考核等相应建议。     

论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对于投资者决策十分重要,而现实的信息披露存在着无法有效回应市场传闻、定期公告缺乏实质性内容、公告披露滞后于自媒体等怪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在修正,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依然存在披露义务主体范围过小、信息披露数量过多、法律责任设置不够以及配套机制不完善等缺陷。相关问题均可以从上市公司的公告中找到证据。为此,建议将重大资产重组中的定期公告改为分阶段公告;引入“简明性规则”,重点提示投资风险;对国有背景上市公司进行特别处理,追加有关决策机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对自媒体披露信息进行规范,利用信息技术应对网络化挑战。     

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以省级政府信用评级报告为例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以2014—2017年省级政府发行债券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为样本,分析了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债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认为,政府债券市场化机制不健全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供给不足,财政管理失衡导致不同政府会计指标的披露水平参差不齐,财政实力不均导致不同地方政府选择性披露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缺位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因此,应当推动政府债券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主体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建立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指引,以规范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加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管制,以提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目标及实现研究

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研究围绕社会责任信息使用者、披露的内容,以及实现披露目标措施等内容展开。研究认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目标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审计机构和学术界的作用：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确保社会责任信息真实公允披露,以及学术界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理论支持。     

农地流转信息失灵的法律规制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信息失灵现象,土地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应通过信息规制手段矫正农地市场信息失真状况,修复农地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息规制的对象为市场参与人的交易信息披露行为,重点是对市场信息的优势方——农村基层组织和涉农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规制。在我国当前农地市场信息规制中,政府应特别注重信息工具手段的运用,以规范管理流转当事人的信息供给与传递行为。     

中美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比较研究及其对国有企业监管的启示

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主要关注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而忽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殊不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进行有效监督和科学决策的前提。通过对中美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现状、内容等进行研究、分析和比较，从中找出中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吸取美国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优点，并对我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提出合理化意见，包括拓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对象、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开拓信息披露渠道、加强信息披露监管等，以期能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中日比较——以“知情权”为视角

文章从大数据背景下人民"知情权"的角度切入,从比较法的视野就中国政府现有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分析,并在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后主张应当在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中引入知情权,并在保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基础上扩张信息公开请求权人的主体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载体的数据化管理,再辅以对"知情权"的相对限制性规定,从而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管控形态从传统的以行政行为为主导的封闭性信息支配模式,逐渐过渡为以保障知情权为主导的开放型信息支配模式,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需求.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国家秘密”之解释

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属于绝对不公开范围.国家秘密由内容、程序和时空三个要件构成,若政府信息符合此三要件的,应当运用“事后加密权”将其认定为国家秘密,不得公开.与国家秘密相关的“工作秘密”、“内部公开”与“内部资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应当从严解释,不得以此收缩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