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与皇帝述论

明代言官是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简称给事中)的统称.由于明代谏无专官,让御史和给事中兼负进言之责,所以也称他们为言官.这样明代言官既有纠举弹劾之权又有进言上谏之责.明代在言官的设置上颇费心机,使言官秩甚卑、权甚重、赏甚厚.因为秩卑其爱惜自身之念轻,权重则职司不受阻碍,赏厚则求效之心激切.明代言官仅为正从七品小官,其秩甚卑,却可以进谏皇帝,弹劾阁臣大僚,其权甚重;可以超迁为按察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论中国古代臣谏君的若干原则——说服学与传播学视角

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活动中，臣下谏君亦可纳入说服性传播的考察范围，然而古代谏议毕竟不是平等的说服，且传统的礼制秩序、文化秩序也规制着君臣传播角色的不平等性。出于维护君主威严的需要，同时考虑到谏议传播的说服效果，古代论谏者多主张技巧性地采用讽谏、婉谏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诸多谏议说服原则，概括地说，包括心理原则、态度原则、保密原则及时机原则等。这些原则从信息传播的侧面透露出古代王朝的专制主义特征，也体现了古人的传播思想智慧。     

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及心理分析

朱元璋开启明代廷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卑性格作祟,另一方面是他深谙廷杖折辱人尊严的本质,试图利用廷杖这一刑罚打掉士大夫官员的尊严、自信、人格与骨气,让他们再不敢抱有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幻想,使他们完全依附于皇权,以实现皇帝个人唯我独尊的局面。以往的研究依据旁观者的描述去看待廷杖,将其看作是士大夫官员用来砥砺志节、激扬名节的捷径,其研究偏离了廷杖的本质。廷杖的本质在于折损士大夫官员的士人气节,打掉他们的人格尊严,从而给皇权制造大批忠实的奴才。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廷杖之刑对明代的士风和政治风气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明代后期,折了气节的士大夫官员面对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历史巨变,多变节自保,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徐渭养生生活初探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被士人阶层所推崇。中国古代士人的养生生活实际是儒、医、道、佛四者相结合的混合体,四者相互结合、融会贯通。抒写真我,期于自得,不为人事所累,是以徐渭为代表的明代士人的终极追求。徐渭养生生活,与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仕途阻塞、士人群体的失意与困惑不无关系。     

杨万里诗社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中国古代士人的官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诗社往往与政治密不可分.杨万里一生多有结社,其社友多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并在孝宗年间论定高宗庙号、高庙配享二事上表现出了诗社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从对立到合流: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的互动

基于身份和政治理念的不同，明代言官群体与宦官有着本能的对立，在宦官为祸炽烈的正德、天启朝，二者的对抗尤为惨烈。但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言官与宦官的政治分野逐渐模糊，双方的关系由对抗趋于合流。从整个明代的历史来看，言官群体制衡宦官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多处劣势。究其由，首先，宦权是异化的皇权，宦官假手皇权压制言官；其次，言官群体分化蜕变，丧失气节，党附宦官，助纣为虐，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论李梦阳之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湮没了其在文学领袖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对李梦阳经世思想、实践活动以及仕宦经历层面的考察,可以窥探出明代中期士人在时代大变迁下,形成了一定的惶恐心态以及对士人状态的反省。在面对商人成长、宦官专权等众多的挑战时,他们力图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重塑士人阶层,扭转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教,以重振士大夫政治。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型世言》对晚明市井百相的描摹

《型世言》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晚明光怪陆离的世相以及污浊浇薄的世风，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农民、奴仆等低层民众的苦难和挣扎。小说还生动描摹了晚明社会在浓郁的商业气氛下的各种商人形象，再现了活灵活现的帮闲群体的丑态，可谓是观照晚明市井百相的一面“镜子”。     

明代基层士人中的蓝袍大王——传统士人精神的背叛者

蓝袍大王即青衿之匪类，主要是指基层社会中品德不良、行为不端，肆意横行，武断乡曲的儒学生员。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发展，设立各级学校，体系完备，中后期开始，儒学生员的数量也随着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增多，乃至数量庞大。士林队伍的扩大也带来士品的流杂，蓝袍大王大量涌现。这些无行青衿反映出明代士风的渐落，究其原因则是重利轻义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明代教育政策和管理的失当，同时蓝袍大王任性妄为，扰乱地方秩序，且作为基层士人与地方官、乡绅、胥吏、庶民等沟通交杂在一起，矛盾冲突，为地方社会的控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教育危机，士人群体的问题直至明亡都是困扰明朝政府的痼疾。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焦竑《国朝献征录》的文献价值

焦竑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其史学著作《国朝献征录》,篇幅巨大,内容宏富,收录人物众多,对于明代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对于清修《明史》的考订、补充,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由于清初的文化政策、《明史》的独尊地位以及四库馆臣的诋毁,《国朝献征录》流传很少,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和利用这部著作的学术成果和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变了元朝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政策,颁布政令,以朝鲜周边十几个国家为不征之国,主张和平外交,从而奠定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相对友好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的政治家郑梦周,从最初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到先后多次任正使,十几年来多次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其外交政绩有：促使明朝政府免除高丽王朝五年的岁贡,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穿着其官服和便服式样,使高丽王朝换服易裳等.在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朱元璋起初对高丽使节产生怀疑,到对郑梦周等高丽使节的逐步了解,后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是郑梦周外交活动成功的最好注解.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俸禄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俸禄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官员的廉洁状况.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历来有"最薄"之说.明代的薄俸制,严重影响了明代的政治生活,造成廉吏难支、贪风不息等恶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