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对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思考

中西形而上学均以本体之学为核心。西方哲学有“本体实而不显，现象现而不实”之说；中国哲学则认本体实，现象亦实，因而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论，本体与万物并不分离，且情系人生而为一境界。中国哲学之体悟，乃是人生与道同体之方，并非单纯的认知方法，这便是“爱智”与“闻道”的不同。     

《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

《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鸟夷、东鳀补证

《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屈赋中的“羿”、“夷羿”辨

《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后梁兴亡与南北统一

发生于公元四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导致司马晋南渡而中国形成其第一次长时段之南北隔离。尔后，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对峙遂行蕴其南北统一的历史主题。统一南北，复金瓯为一体的“大一统”政治意念，就南方而言，则自刘宋而下已不可称言此志。王夫之曰：“至于陈，而江东之生气，齐凋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萧王琳中起而灭裂之，陈氏偷存而销铄之；刘宋吞广固、捣长安之锋颖，荡尽无余矣。”刘来而下逐渐生成之北强南弱形势，经由梁末之乱铸为定局。故陈寅恪先生指出：“南朝梁亡已告一段落。梁末国土已蹙，扬子江北部都已丧失。梁的失败…     

略论孔子关于志的学说

“志”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本文认为孔子之“志”有理想和意志双重含义，而前者又有个体与类（或社会）两个维度。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对“志”的分析：第一，志的个性依据与社会根源；第二，志的自主性与强制性、为己与成人两重内在张力；第三，志的天命与人性两种限制；第四，志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等。通过分析，文章凸现了孔子关于志的学说的若干特征。这对更全面地理解孔子整个思想有很大意义     

论李二曲建立价值主体的思想

李二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他以“坚苦力学”的精神，“拔地倚天”的气概，博览百家，得其会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二曲学说的宗旨，不在于对客体的认知，也不在于对本体的探究，而是着力于主体的建立。李二曲所建立的主体，不是认识主体，也不仅仅是道德主体，而是价值主体。所谓价值主体，就是崇高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承担者、体现者和创造者。李二曲不主张作为主体的人，成为一个“欲物物而究之”的“博物”家，也主不张其成为一个“总为一己之进修”的道德家，更不希望其成为一个“所志推在于名利”或“志在一身一家”…     

《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注文尚有可商榷之处。其中《左传》隐公五年的“未及国”，非杨注的“城郭内”．而是“郊以内”；庄公四年的“荆尸”，非“正月”，而是“军阵之法”；庄二十八年的“小戎子”，非“狐姬之妹”，而是“别一戎而子其姓”；“楚言而出”，非楚军“复操楚语而出”，而是郑“出兵而效楚言”；僖公五年的“天策”之“策星”，非‘’傅说星”，而是“王良五星，前一星为策，是天策”。     

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墨子的根本宗旨是谋“百姓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害在于治乱；治乱在人，故须“非命”。治乱的根本乃在于“仁义”与否：祸乱的根源是人们“不仁”而“不相爱”，故呼吁“兼爱”；祸乱的表现是人们“不义”而“交相贼”，故主持正义、诉诸“交利”。当务之急乃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防止攻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国力，故须研究治国强国方略；二是充分的守备，故须研究战略战术、军事装备，进而研究科学技术。上述“仁义”价值须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作为终极根据，故须“明鬼”而尊崇“天”之“天志”。“天”的世俗代理人即“墨教”宗教团体；墨教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谋利，故须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然而墨子关于权能格局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所维护的和平秩序，乃是承认王权衰落之后的“国际”格局，即是多极权能格局，这与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但其“尚同”思想却恰恰与上述多极思维相冲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皇权专制的历史趋势的反映。     

外聘人才与晚清舰艇工业的近代化

外聘人才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由于学术界对此问题长期重视不够，因而成果甚少。本文谨就外聘人才与晚清舰艇工业近代化的关系做一初步探索。一、造舰活动的展开与外聘人才的到来在近代中国，林则徐和魏源是最早提出制造舰船以抗击侵略的人。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①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他认为：“夷之…     

“云汉无涯”考辨

在古人观念中。银汉之宽度原本是目力可接的。班固《西都赋》“似云汉之无涯”。其中“之”不作助词“的”。而是作连词“和”、“与”，并且可以置换为“而”。“似云汉而无涯”，广无崖岸的并非天上的云汉，而是人间的昆明池。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贺兰山”新解

岳飞《满江红》词中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句。夏承焘先生以此作为《满江红》非岳飞作的依据,其实,岳词中的贺兰山并不是指今甘肃、河套之西的贺兰山,而是指贛州附近的文壁山,不是实指,而是典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赣县志》云:“郁孤台在县之西北隅,旧名文壁山,一名贺兰山”;康熙五十九年刻本之《西江志》亦云:“贺兰山在府治西北隅,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