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购买的拨款系统研究

宋朝的中央财政分为"左藏"、"内藏"、"朝廷封桩"三大系统.熙宁以前,左藏和内藏并立,归三司支配的左藏为政府购买拨款的主渠道.熙宁之后,朝廷封桩系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购买拨款主体.内藏和朝廷封桩系统的出现,使大量本该用于承担经常性项目支出的财政资金,转变为预算外储备之财,加剧了政府购买经费的供需矛盾,这是造成政府购买活动中拖欠货款甚至巧取豪夺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     

宋徽宗时的诸局所钱物

北宋财政体制经历了从三司和内藏到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的演变。宋徽宗时所谓"丰、亨、豫、大"之说,掩盖不了诸局所钱物的罪恶本质。统治和剥削阶级是奢靡之风的根源,特别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背景下,最高权力既然缺乏有效监督,奢靡之风就有重复发作的必然性。     

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

宋初以北伐为目的而设置的内藏库,依靠江南金银课利的固定上供渠道以及与三司合作设置的市易务收入遗利,储备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这些财政资金,一方面应对高额的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天子通过借贷给三司或政府,从而支配国家的行政运行,以提升皇权的效能。天子以内藏之资支配国家财政运行提升了皇权,而皇权彰显过程中,挥霍无度或超额支出造成内藏亏空,甚至财政危机,又反过来威胁着皇权,以至于太子登基之后,为提升皇权又进一步改良内藏库的管理。北宋167年间,天子皇权的提升与内藏库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交相辉映。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

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政治权力上,官员的任免权及赏罚权受到士大夫们的限制和阻挠;在财权方面,为防止皇帝挥霍,财权归户部和三司,皇帝无权掌握国家财产,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也要置于朝廷的监察之下;在军权上,皇帝的军事决策并非一人独裁,要经过与士大夫商议后方可施行,有时皇帝的军事决策甚至被否决;在生活事务方面,皇帝后宫私生活也要受到大臣的限制,皇子及皇后废立都需经过士大夫讨论通过,此外宗族事务也受到士大夫的严格监管。宋代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但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法动摇至高无上的皇权。     

略论明清时期的修城经费--以湖北为中心

在公共工程中,修城有着独特的意义。大致而言,明清时期湖北修城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家直接拨款和地方政府的筹措;二是摊征于民;三是私人捐助。朝廷拨款主要针对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城市,这种官帑分配的不平衡性显示出朝廷将城作为控制地方的中心。而大多数城池的维修经费则主要来自地方。对于士绅在修城中的作用不可高估,通常由地方官对其劝捐。通过与农田水利工程的比较,我们更能理解城对社会各阶层意义的不同。     

王旦公心報能简

王旦（公元957-1017）字子明，今山东莘县人，宋真宗时宰相。他“遵法守度，慎所变更，善于论奏，言简意顺”，朝廷研讨军国决策意见不一致时，王旦“一言以定”。曾拒绝契丹、西夏钱粮之请，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因此深受宋真宗的敬重和信任。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农村公共性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关于农村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反思

本文认为,实施以开发农民体能、技能和智能为目的的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为此,作者建议:第一,政府决策层应当反思现有的发展模式,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眼光看待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问题;第二,调整农村公共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1.由中央财政直接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2、强化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3、以防止“非典型肺炎”流行为契机,力争在建设农村三级卫生防疫网的同时,尽快将村级合作医疗网的覆盖面由现在17％提高到100％;4、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制度创新,确保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性。     

科研经费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浅议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拨款制度及拨款方式进行了改革,实行了按项目拨款和经费分类管理。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由国家拨款,实行基金制,由科研人员自由申请,同行专家评议,择优资助。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业、能源、环保、国防等领域的重大攻关项目及跟踪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的“863”高技术项目也由国家投资,实行招标制;一般量大面广应用开发研究项目由企业及企业集团投资,由科研单位与企业协商签订合同,相互制约。按总的经费确定任务.任务与经费统一,经费“戴帽”下达,专款专用,按项目核算。     

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

三衙的除授,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制度日趋严密,从初期的权归枢密院,至仁宗朝之后发展为经枢密院初拟,宰相、枢密院共议,侍从、台谏等朝廷高级文臣亦有权参预。皇帝则通过或是越过宰相、枢密院集议,直接以内降手诏任命三衙;或是就宰相、枢密院所拟定的名单发表可否意见等不同的方式,来行使其最高决策权。     

古代两淮盐政中的“河工”

概述了古代两淮盐政中有关“河工”的情况,兴工最早、规模最大、修筑次数最多的是范公堤．而兴办“河工”则是与海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密切相关。兴办“河工”所需巨额经费的筹措方法,一是朝廷拨款,二是盐商捐款。此外,还介绍了“河工”的施工办法、工价及经费管理。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宋太宗朝宰执集团研究——以年龄为中心的考察

从年龄看,太宗朝宰执集团的年轻化很明显,一大批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僚很快跻身执政。太宗早年幕僚充斥枢密院,朝廷政局为之一新,形成进士把持中书,太宗早年幕僚把持枢密的局面。从宰相至枢密院执政,年龄呈递减之势。然而,宰相中老臣为主,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直接承担起托孤重任。同时,宰执更换频繁,任职年限不长,皇权有所加强。     

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明清时期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的设置与生产屡有兴废,以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对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进行全面论析。研究发现,明代织造局常由朝廷派“中官”前来监造,由朝廷相关部门设计“图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并选择技术人员从事织造,其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各出资一部分;明初铸钱局有“炉座”39座半,位居全国第三位,明代铸钱所用矿产原料料主要靠本地供给,清代先是本地供给,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运输费用巨大;两局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服务对象的需要,但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

宰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说明宰相的影响遍于天下,宰相之重系国家安危。古代把宰相喻为围君的腿和臂,又比作制造陶器的转轮的中轴,即所谓“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把贤相与圣君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宰相制度的历史久远。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真正设官为相,从战国的秦开始。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从秦至西汉,以丞相、相围或三公掌宰     

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方式仍由南工部执掌，其他大部分芦洲租课上交户部管理，充作边用，此次清查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江面芦洲，在此过程中，“洲”变为“洲田”，但由于芦洲仍然保持着官有属性，芦课的“租课”性质并未改变；第三次，自顺治三年（1646）开始，芦课在江宁芦政衙门专司与地方官征解藩司间数度摇摆，至康熙十年（1671），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芦课由“课”转变为“杂赋”。     

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

在宋代文官中,宰相是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的长官.《宋史·职官志》中说:“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宰相的名称,屡经变更.秦和西汉以相国或丞相为宰相.西汉末,废丞相,置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分掌丞相事.东汉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掌兵,司徒掌民、司空掌工,都是宰相.东汉中、晚期,为了限制宰相权力,尚书省逐渐取代三公职掌,三公成     

经济改革上的大刀阔斧与体制改革上的不相适应——略论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之一

在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专制国家中,对于统治者来说,应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重,理直气壮地发展生产,使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受儒家“讳言财利”和法家“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重精神而轻物质,把脱离物质利益的礼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儒家思想封闭化和教条化,忽视或贬低国计民生的经济。在近一千     

荀子重相论释义

由于宰相在官僚系统中处于百官之首的地位,所以择相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君主个人的荣辱存亡,更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现实福祉。因此,荀子对宰相自身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强调其在“行”上的能力,也十分注重其在“知”上的功夫,除此之外,他非常重视宰相的道德修养,要求宰相能够做到仁且知。同时,荀子要求君主在选拔宰相时要抱着求贤若渴的态度,公正不偏私,在任用时要给予其充分的信任与权力。     

交际中的语讹

眼中钉宋朝有个叫丁谓的人,费尽心机爬上了宰相的宝座。他利用职权,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生怕老宰相寇准揭发,于是与太监勾结在一起,在真宗面前大进谗言,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硬是把寇准排挤出了京城。老百姓痛恨丁谓,希望朝廷把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