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谈《简爱》的重译

《简爱》是闻名世界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诸多版本。本文根据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三条重要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历史的未完成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视域与视域的融合,重新审视翻译中的重译现象。翻译是历史性的行为;历史的未完成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使不同时代的译者重译同一文本成为可能;翻译是个体视域与文本视域融合成新视域的过程。     

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不同译本看重译之必要性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奠定了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林肯”地位,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的起源。为了翻译已经成为不朽的世界文学典型并浸透着美国社会与文化影响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译者对该小说进行重译。阐释学的演进、时代对不同版本的呼唤、译者翻译风格的竞争、不同层次读者的期待以及出版社利益的驱动等等因素都一致说明重译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名著重译并非都是画蛇添足

针对李骏虎的“名著重译实乃画蛇添足”的观点 ,从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名著重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认为名著重译并非都是画蛇添足。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翻译规范视角下的自我重译研究——以葛浩文英译《呼兰河传》中缩合现象为例

缩合是英语口语体典型的语言特征之一,这一现象在翻译文本是如何体现的？研究以葛浩文《呼兰河传》初译本和自我重译本为语料,对比两译本中的缩合现象,探究译者自我重译的特征。研究发现:重译本中缩合现象出现频率更高,形式更丰富,更贴近原创英语的特征和使用规范。重译中缩合形式使用频率升高与目标语规范和期待规范有一定关系,是目标语规范化与译者主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自我重译呈现出明显的翻译规范化特征,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忠实”又“为读者考虑”的翻译思想。      

从重译文学作品看译语文化因素的介入--以《鲁滨孙飘流记》诸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中译语文化因素在译文里的介入是不争的事实.以<鲁滨孙飘流记>诸译本为例,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思想,仔细分析译语文化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介入的范围和程度.可以看出,文学名著的重译走的是一条从倾向归化到注重异化之路.另一方面,对同一时期的重译作品的比较分析也表明,不同译者在处理译语文化介入上同样存在着侧重归化或侧重异化的现象.     

接受：儿童文学翻译的关键——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重译为例

马克·吐温的经典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自出版以来，重译译本层出不穷，众多的译本体现了译家迥异的翻译风格。由于儿童文学的特质，翻译技巧就有了归化与异化的主次优劣之分。由于原作者极其富有创见性地采用口语与方言，几个获得广泛肯定的全译本在宏观处理上各有所长，在微观处理上也各有所短。     

《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关系研究

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将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翻译为<富国策>出版.1896年,陈炽与朋友合作将其重新翻译后发表在<时务报>上.与原著相比,<富国策>比<重译富国策>更详尽准确地表达了原文之意,<重译富国策>在行文上比<富国策>更简洁流畅易懂,但内容删略较多.     

在“借”与“窃”之间:文学作品重译中的伦理僭越现象反思——以《呼啸山庄》两个汉译本为例

独创性当为文学名著重译的先决条件,换言之,重译者于参考、借鉴原有译本的同时,还理应在语言表达、风格传递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超越性,反之,如若过分依赖原有译本,或是假借鉴之名,行剽窃之实,重译即会失去存在的理据与价值。此外就实质而言,此类学术失范或学术不端行为还将进一步引发伦理规范方面的复杂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以《呼啸山庄》的两个汉译本为例,试就文学名著重译过程中的伦理僭越等现象进行批评与反思。     

文学翻译的未完成特性

我国翻译史上以"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标准。但文学翻译因其译作者存在对原作理解的不完整性、不同时代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时空差异的特点;同时,各个时代的读者也存在其特定时代读者的需要,因此,文学译作具有未完成特性。重译或复译是文学翻译的必然趋势。     

《鲁滨孙漂流记》对比研究——对重译假设的再讨论

重译假设旨在从历时译本中发掘重译变化的客观规律。重译本绝非对原著的一元回归,其最终形态会受到目标语语境中多种复合因素的制约。本研究以《鲁滨孙漂流记》20世纪30-90年代的三个经典译本为例,讨论目标语语言环境变化对译本形态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间隔时间较久的消极重译本在目标语运用上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多音词、人称代词与衔接成分的使用频率和功能分布等方面。     

重译中的误读和误译——基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研究

以阐释学的"前理解"和"偏见"理论、接受美学家对阅读和读者"期待视野"的相关论点为依据,针对文学名著在重译过程中的误读和误译作深入比较研究,批评了以往‘误译即错误的翻译,的简单论调.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译本为例,后来的重译本中也存在不少的误读与误译.误译分为语言学(微观)误译和文化(宏观)误译.语言学误译可能是由于拼写错误等导致的.文化误译又细分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拼写错误等无意误译都应该尽量避免.然而有意误译是可以原谅和接受的,是基于归化或异化的需要,是创造性叛逆.总之,误读、误译与重译相伴相生,是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重译评估的语料库方法：Robinson Crusoe的两个中译本

论文运用语料库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Robinson Crusoe的两个中译本,探讨语料库在重译分析中的用途.研究发现,重译文本与旧译本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可以在词汇运用的多样性、句子和句段长度的控制、修饰成分的使用频率以及篇章组织方式上反映出来.研究表明,使用语料库方法研究重译能发现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描述的语言现象,描述结果对于多译本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译与文化协商——以晚清汉译英诗《人生颂》为例

通过对晚清时期《人生颂》的威妥玛译本和董恂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跳脱传统的翻译批评,从重译现象出发,探索重译背后所反映出的清末文人译者在引入西方文化时,面对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冲突,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及诗学系统的影响之下实现文化协商的方法。清末译者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归化策略,沿用中国传统诗歌范式和元素,一方面说明他们希望通过输入西方文学向民众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固守中华传统文学,以本土文学范式与审美习惯为本,改写西方文学。     

重译与沉默——80年代中后期对巴赫金关于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的接受

本文是对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中关于其《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的接受史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在对此的接受中出现了一连三个译本的重译与实际接受中的沉默两种迥异的现象 ,译介者的一厢情愿与接受者的沉默态度的反差提出了接受史中重要的“可接受性”的问题     

谈中国古代诗歌重译中词语差异

在中国古代诗歌重译中,词语差异在译入语的诗句中特征显著。本文分析词语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词语差异所给予读者的美感效应。     

万紫千红总是春——同一译者对英诗《闪光》的四种赏译

文章探讨了辜正坤用诗体来翻译英国诗人但丁·迦百利·罗塞蒂的诗歌<闪光>的四个译本.基于译作的特殊诗体形式,文章参照中国宋词词体风格、意境、语言特点、情感力度等方面对原诗和译作进行比较、分析、鉴赏;并试图以此为例探讨"同一译者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现象.     

美之创造 贵在新颖——《莎士比亚选集》前言

美的创造乃人生乐趣之真谛。翻译文学可谓是创造美之艺术。纵观世界,莎士比亚是世界上创造美最多之人,故以另一门语言重现莎剧之美,亦是一种美的创造。回顾往昔,莎译无数,之所以仍需重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给出了充分的解说,即"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     

诗歌翻译中译者风格的研究——以李白诗歌英译本为例

风格批评一直是翻译批评中的一个重点.通过自建语料库,从风格研究的三个层次,即语体、体裁和译者自身入手,对李白诗歌及其三个英译本的翻译进行剖析.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译者风格进行了探讨,认为同一作者的风格在不同译者笔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现,译者风格的发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重译”案、目标读者与爱情的教诲——以李金发翻译诗集《古希腊恋歌》为中心

1930年,周作人在《开明》杂志上撰文质疑李金发翻译的诗集《古希腊恋歌》的“重译”性,并与李金发展开论争。通过梳理这场“重译”案始末后可发现,“重译”是李金发在翻译《古希腊恋歌》时操纵理想中的“古希腊”诗意标准与爱情书写范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贯穿了李金发在译诗中展现的翻译意图、翻译策略与目标读者预设等关键因素,并由此改写和重构法文原作中“古希腊”的爱情话语,催发出符合当时妇女解放命题的爱情教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