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市民话语体系解读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语言,可知元杂剧形成了一套与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不同的市民话语体系,如“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青楼话语体系”、“商人话语体系”等,它吸收了宋元以来的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话语养分,具有鲜明的市民话语特征,反映出元代市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是元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形式论再批判：苏珊·桑塔格的风格论

传统美学里的“形式”范畴容易让人产生外在物质性隐喻的概念，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如衣服之于人，并非如肉体之于灵魂那样不可分。桑塔格使用“风格”一词来替代形式，以此来改造传统批评话语，体现其批评智慧与美学思想。风格是文本的总体表现力，作为总体性的美学范畴，它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传统对立。     

同情的爱——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的意识特征及其悲剧必然性

“同情的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恋爱心态，它是平民主义思潮在感情世界的反应与体现。《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爱情发端于“同情的爱”，具有平民主义理想内涵，是与以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爱情观及其支配下的世俗婚恋行为相对立的理想主义爱情。但在金钱权力统治的市民社会，这样的爱情却必然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经历痛苦挣扎后而走向幻灭的悲剧。     

“所＋动＋者”结构分析补正

古代汉语中“所 动 者”格式等同于“所 动”格式而与“动 者”格式对立。该格式中的“所”字的作用在于指代,语法意义较“实”;而“者”字的语法意义已经虚化,是个形式代词,它只起着语法结构上的完形作用。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对立还是互补？——《人声论》之十二

许多专书认为“人声”是一种以其“短”而独立存在的声调。“人声”和别的调类的区别凭借音长，别的调类相互间的区别凭借音高。换言之，平上去人四声有两套划分标准。那么，怎样证明“人声”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短调”呢？一些专家称，是调长的对立。可是笔者发现，证明其“对立”的论述与音理不合，所谓“对立关系”不能确立。可行的解释应是，声调是以音高为声学特性的语音单位，人声音节上的声调和别的调类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平上去人”的“人”并不是一个独立调位，而是声调系统中某调位的条件变体。     

“中国模式”话语奠基的尝试

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短语。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学派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为“中国模式”话语奠基,进而向世界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学界责无旁贷。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建构研究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可以分为学科、学术、话语三个方面。建构学科体系,一是要建构系统、完善的学科体系;二是要加快与学科体系配套的教材体系建设;三是要加强学科建设的现实基础;四是构建引领学科发展的优势学科。建构学术体系,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要坚持创新导向,提倡原创性;四是要关注中国现实,突出民族特色。建构话语体系,一是在建构对象上要以中国文学审美经验为中心;二是要重视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也即建构者本身的建设;三是在建构方法上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下的“事件化”策略。     

从俄狄浦斯情结到俄瑞斯忒斯情结--西方精神分析的“母亲转向”

俄狄浦斯情结是心理学上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长久以来,它盘踞着精神分析哲学话语的霸权地位,因而掩盖了其不为人知的兄弟概念“俄瑞斯忒斯情结”。“俄瑞斯忒斯情结”取自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以其中为父报仇、杀死母亲的俄瑞斯忒斯为原型。它一方面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反思和超越,另一方面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对立话语”,象征着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精神分析领域从“象征的父亲”到“具体的母亲”的转向。     

区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话语体系及其建构——以海峡两岸经济区为例

“海西”社会工作专业化话语体系有着“区位”、“领域”、“主体”、“行动”和“结果”方面的生成逻辑，它是由表露于外的话语构件和隐含于内的话语构件有机构成的。在科学发展统领下，“海西”社会工作专业化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是：优化科研团队，塑造主体依据；规范学术用语，避免话语歧义；强化学术伦理，杜绝粗制滥造；开放学科边界，加强国际交流；遵循逻辑规律，实现有效创新。     

从李安电影人物语言看高语境话语模式的影响

李安电影可分为以好莱坞模式制作的中国电影和以东方高语境话语模式打造的美国电影，显然后者得到更多的肯定。在华语片试图走入全球化现实语境的过程中，不能忽略高低语境话语模式对文化传播的影响，高语境可以包容低语境，但反之不行。将李安电影人物语言单独滤出，从“隐晦、跳跃”和“景象、语空”两个方面解析高语境话语模式，可以诠释李安电影在西方价值评测体系的阶段性总结中得到肯定的一个语境方面的理由。     

“科学发展观”的结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重要理论内容是风丰富，始终围绕着发展社会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两个核心。现在正在开展学习的“科学发展观”，在话语结构上体现出系统思维、开放性特征，是多维的、立体的结构。它把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完全融在了一起，在理论高度和科学表述上，都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升华。     

时间与故事话语活动

故事话语活动可被理解为“讲”、“听”双方共同参与 ,以故事为中介的交流活动 ,它时刻发生在当下 ,而故事由讲至听的过程决定了在时间向度上“讲”者在先、是已知者 ,听者在后、是未知者。因此故事话语是已知者与未知者发生在当下的对话。这一对话关系与故事活动的动机密切关联 ,也制约着故事的意义和特点。“讲”、“听”双方共通的内在需求决定着故事活动的持久生命。     

新时代国家文字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融合重构 ——兼论中国书法在其体系建构中的核心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套完整强大、意义明确的话语体系,其中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继承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字,对文字的解释与运用构成了我们的日常话语.进一步讲,文字体系始终在凸显、深化和强化着话语体系.我们如何将国家长期形成的文字体系融入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构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汉字书法最具特色,它作为我国文字体系中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对深化和固化中国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和核心价值.中国书法的内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吻合,凸显儒家文化,符合实用主义的理念.我们完全可以将书法之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中,将书法之精神以新的文本、新儒家的话语表达出来,将书法之精神与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即通过书法情境、书法作品、书法实践、书法文化来带动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带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形成.     

身体的澄明之途——对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思考

从身体的维度出发,揭示了西方哲学对“身体性”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其一,传统西方哲学将肉体和心灵的关系置于一种对立二元论的基本构架中,使肉体在意识哲学中一直处于一种隐匿和遮蔽的状态。其二,后现代哲学家用“肉体”来反抗意识哲学的独断性。展开了所谓的“哲学肉身化”运动,又将肉体以及与肉体相关的一切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这两种哲学在“身体性”问题上仍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独白式”的主体性哲学,而要真正解决“身体性”问题,只有坚持的一种“身体间性”维度的现象学精神,才可能达到“身心合一”的完美之境。     

文艺理论: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趋势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 ,显现出马克思主义导向下多元化观念和研究模式互补、综合的发展趋势 ;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变化 ,为文艺理论的建设性对话开拓了新局面 ;寻求现代性与民族性深度融合的文论构建 ,将以中国特色的话语形态与魅力走向世界     

逻辑的审美化：《文心雕龙》之文体论思想探析

逻辑与审美本来就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比较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文心雕龙》由于特殊的成书原因，这两点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融合，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刘勰个人天才的原因，而在更深的层次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文论系统中理性范畴转变为实践操作技术的突出体现。     

言者态度观照下的“还NP呢”构式的话语模式研究

文章以言者态度为基础，考察其对“还NP呢”构式话语模式的塑造。“还NP呢”是日常会话中的一种常见构式，表达了言者的丰富态度:鄙夷不满、欣赏赞美、惊异无奈等。无论何种态度，其核心可以概括为“反事理”的评价态度，且背后有一定的认知动因和语用因素。此外，考察语料发现，“还NP呢”构式与其共现的话语模式存在一定规律，即“还NP呢”构式与后续语段的表述存在事理上的关联。在现实语境的刺激(这种刺激与言者态度密切相关)下，这种关联被激活，并对情景中的刺激作出反应，从而产生与“还NP呢”构式具有一定相关度的话语模式，包括与“还NP呢”构式共现的话语成分以及“还NP呢”构式出现的语境。      

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构建的文化根脉

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文化根脉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支撑,在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双重国家战略背景下,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构建须充分建基于自身的文化根脉,创造中国教育学的崭新文化气象与格局。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文化根脉,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经验、中国现实关照及外来学科借鉴;中国教育学学术体系构建的文化根脉,应突出中国教育哲学萃取、中国思维科学遵循、中国学术实践循证及他者创新系统吸纳;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文化根脉,关键在于中国核心价值引领、中华文化符号渗透、中国实践规律呈现及先进话语体系共享。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文化根脉的系统证成,将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及中国教育学中国性、现代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深厚而坚实的合理性证明和正当性论辩。     

“主体性介入”与“价值锚定”——论艺术生产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实践进路

艺术生产论是马克思以“主体性介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异化”现象进行价值批判而阐发的理论形态,其话语逻辑是通过对艺术创作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考察,来重获对“主体性”的认知。在这里的“主体性”是一种非精神独占,并涵盖主体、客体与实践的复合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不单指主体自身,也指主体通过改造客体的活动而建立的世界。它是艺术活动把握不确定性的实践观,也是通过阐释艺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艺术实践中逐渐消除主体与客体、肉体与精神的对立,并对“主体性”进行价值锚定的概念结构。艺术共同体是“主体性想象”的共同体,是新历史条件下艺术生产的主导力量,是以人民性为旨归的价值共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