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视的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研究

考古新资料不断出现,大量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相继面世,和传世文献农业资料共同成为两周乃至先秦农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比较零散:既无系统的整理,又缺乏宏观研究和整体把握。重视和加强出土两周文献农业资料的研究,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资料,而且将之与传世文献农业资料互为参证、补充,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先秦农业研究。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试论战国早中期楚方言的韵部特点

关于上古楚方言韵部特点的讨论早已有之,但使用传世文献与出土语料来研究这一问题,学界见仁见智,结论不尽相同.全文以《郭店楚墓竹简》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诗经》、《楚辞》以及先秦其它非楚地语料,并结合韵部的历史演变情况,对《郭店楚简》所反映的语音现象逐一分析,更进一步考察了楚方言的韵部特点,认为幽宵音近、之鱼音近是战国早中期楚方言的韵部特点.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研究的探索——《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的启示

新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使学界在对新资料的不断增加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很多典籍传世文本的文字差异产生了学术反思。如何辩证地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关系,做到不偏废任何一方,不纠结于孰是孰非的漩涡,就成为学术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曹建国先生《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适时出版,可以说为出土文     

对“秦公钟考释”中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一九七八年元月出土的八件秦公钟(编钟五件,鎛钟三件),其铭词对于订正补充先秦史料,研究先秦历史都很有意义,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刊登了伍仕谦先生《秦公钟考释》一文,对此组器铭的考读和与传世秦公簋,秦盄和钟铭的对读,多有创见,给人不少启迪。只是其中个别问题,论述似不甚周严,现提出几点意见,以供研究。     

通变、动态视角下的清华简《管仲》文本考察

清华简《管仲》是出土文献记载管子最集中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简文通过桓公和管仲的问答,谈论"学与不学"、"起事之本"、"从人之道"、"设承立辅"等治学为政思想,这些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简帛文献启示我们应树立通变、动态的研究视角,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考察早期古书文本生成和学派划分。基于此,文章从历时与共时层面,通过与西周金文、传世《管子》、战国竹简、先秦诸子类文献相互比较,系统梳理了《管仲》文本形成之源流,重新审视了《管子》等诸子文献的年代和早期学派的归属等,认为《管仲》文本源起多端,清华简《管仲》属于楚地竹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管仲学派的地域传播和文化互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亡书考略

自先秦至两汉,道家学说兴盛一时,其学派众多,著作颇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正是研究其时道家学术源流的重要资料,然其中所列道家典籍多亡佚,不免可惜。本文立足传世先秦两汉文献以及近年出土的文献材料,搜罗关于道家亡书的蛛丝马迹,作出材料上的初步工作,拟为进一步辨章其学术、考镜其源流提供参考。     

先秦简牍《日书》词语札记——《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收词释义补正

出土的简帛文献具有很重要的语料价值,其中有许多传世文献所不见或未详的词语、语义,这对汉语语文辞书的编撰和汉语史的研究都很重要。先秦简牍《日书》中的一些词语对《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收词释义具有一定的补正意义。     

《周礼》有关财产损害赔偿规定探微

《周礼》保存了不少先秦的法制资料,其法律史料价值颇受关注。很多学者根据其记载的法律资料,在礼、刑、民、政、诉讼等法律规范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其所反映的损害赔偿规定未有专文考察。从《周礼》所见的法律资料,结合金文、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先秦社会就已有之。     

华阴之战与姚苌叛秦

华阴之战是前秦氐、羌关系的转折点,此役前秦军队战败,苻坚怒杀了姚苌派来请罪的部将,结果姚苌惧逃马牧,起兵反秦。关于华阴之战的过程,史书记载虽颇为简略,但正是这次战役导致了氐、羌关系的破裂,淝水之战后,本已危机四伏的前秦政权更加雪上加霜,从根本上动摇了前秦在关中地区的统治。     

明主抑或昏君?——前秦皇帝苻生历史形象再定位

历阅《十六国春秋》、《晋书》、《资治通鉴》等史典,前秦王苻生无不以暴虐残忍、昏酒好色现于世人,然而,细加考证和推敲,前秦王苻生并非如史典所述那样不讲仁义德政、野蛮残暴、淫荡昏庸,其历史形象应重新定位。     

《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四年事试析

《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四年所记之事与他处并无歧异之处 ,这几段文字不需要改序或改字来求解。二十三年所虏之荆王并非负刍 ,而是昌文君。它所反映的是当时反秦斗争的激烈和楚国当时的国内状况。     

论宋代的梅赋

梅赋最早出现在南朝,但直到宋代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在内涵上,以梅花、梅子和枝条为表现对象,关注新品种,同时往往借梅以抒发作者的情志;在艺术上,骈赋与骚体赋并重,广泛使用比拟手法,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故事性。梅赋在宋代的快速发展,既是宋代梅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咏梅文学繁荣的影响,同时与作者自身的地位和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对孙楚赋作的分析

孙楚,西晋前期文士,文名颇高,但其赋作鲜少被今人提及。根据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孙楚留存的赋作有十七篇,且皆是咏物短制,这篇文章将从题材扩大、篇幅皆短、好用典故、兴寄不多这四个方面分析孙楚赋作的特色,从中亦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咏物赋的一些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