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确立了由法院审理决定的司法审查模式,标志着我国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重要立法进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防卫社会的功能,这一程序将医疗模式司法化,使强制医疗措施成为在刑罚之外精神病患者可以承担的法律责任。目前该程序存在着法律要件规定不明确、用传统的证据审查方式判断强制医疗案件、刑事司法精神鉴定结论游离于程序之外等问题,还需要从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和方法、规范缺席判决制度的适用、健全刑事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强制医疗鉴定程序的完善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最大的进步在于确立了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制度。然而该修正案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规则尤其是鉴定程序存在缺漏。我国立法应根据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特殊性及保障当事人权利的需要,通过专业立法建立精神病鉴定程序,完善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程序、鉴定期间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等。     

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研究

2012年3月修正、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编”第四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回应了精神病人犯罪危及公共安全的现实问题,化解了《刑法》第18条第一款对强制医疗定位不明的尴尬,但该程序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以及权利保障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应立足于平衡公共利益和精神病人利益的需要,从完善程序设置、细化程序规则、强化权利保障等方面予以完善.     

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咨询案：背景、法理及溢出效应

“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发起气候咨询案,意图利用法庭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的解释,要求缔约国承担责任以保护和保全受气候变化损害影响的海洋环境。海洋法法庭气候咨询案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因其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未来可能利用该公约第十五部分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裁决争议,弥补《巴黎协定》的治理机制不足。但是,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气候咨询案的咨询主体、授予法庭管辖权的“协议”都存在重大争议。同时,我们需要警惕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即海洋法法庭对咨询管辖权的滥用和南海周边国家可能借助气候咨询案挑起新一轮“南海争端”。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完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探研

长期以来强制医疗程序的缺位在刑事司法领域乃至社会治理领域中引发了一些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此程序的规定仍显粗梳,立法还需从新进行司法化的设置和完善,以充分发挥此项制度的重要作用,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伪满“新学制”的实施及其危害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在东北境内强制推行“新学制”，将奴化教育作为他们同化中国人的根本手段。“新学制”缩短了学生的修业年限，大幅度地减少了基础理论知识课的教学，使得东北广大青少年儿童的素质水平大为降低，对于此后东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深远影响。     

“礼”“法”之间:荀子的“礼”性思考

荀子之“礼”已突破了孔孟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实质上成了“法”的另一种指称。他在对“礼”的起源作了极富历史理性的探讨之后,认为“礼”就是一种社会法度、规范、秩序,是一种社会个体必须普遍遵守的、具有强制命令性的行为规则。“礼”“法”之间可自由穿行。     

“以病人为中心”的合理解读

“以病人为中心”理念适应了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对“以病人为中心”存在的一些误读,探讨了“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与科学的制度设计紧密结合,注重从制度层面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旨在唤醒医务人员的耻感意识,加强制度的约束效应,反思医疗体制的改革,完善医疗改革的配套制度,加强社会诚信文化的建设。     

“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研究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神庙国家”或“神庙城邦”论依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对有关证据的重新审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传统“神庙经济”论已经基本寿终正寝。另一方面，对两河流域早期神庙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仍然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涉及早期两河流域神庙的新近研究表明，虽然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同样以神庙为关键的新理论可能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理论阐释有可能对构建一种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新的“神庙经济”论提供启发。     

“适老型”社会的提出与创建

针对中国人口老化进程加速呈现的态势，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正在进入“老化”社会，广大老年人面临着诸多社会适应困境。据此，结合“积极应对老化”的国家战略和相关倡导，提出创建“适老型”社会的时代命题，并试图从学理上阐释“适老型”社会的理论涵义及创建意义。随后借鉴日本“适老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从制度建设、市场推动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适老型”社会创建的基本构想与主要内容。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哲学诠释

德治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德治的前提是通过“正名”的方法恢复“礼”的社会规范作用,德治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以仁释礼,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强调个人修养和人格完善对社会的影响,德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礼有序等级和谐的社会。     

着力把握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个公共行政研究者的思考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西化”了的世界 ,这个“西化”了的世界在结构上是属于一个“中心—边缘”模式的 ,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中的各种危机因素都可能会转移到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去。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打破这一“中心—边缘”模式 ,不能仅仅致力于经济建设 ,还需要在政府体制、科学发展和教育等方面探索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 ,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才能摆脱近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在“国家”占据着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下，需要警醒，“社会”依然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积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进步。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医闹”事件的反思与防控机制重构

我国“医闹”事件有其爆发的前提、基础、助燃物、催化剂、导火索和爆炸点。防控“医闹”事件须建立健全我国“医闹”事件的法律防控、医患沟通、医疗风险分担、“第三方”调解和事件现场处置等机制，减少医患纠纷和“医闹”事件发生，达到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人肉搜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机制，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入内搜索”虽然在促进言论自由、信息交流、媒体监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其也有异化成“网络暴力”的倾向，容易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的手段对“人肉搜索”实施严格监管，以使交换知识和信息、承载道德监督使命的良性“人肉搜索”生生不患，造福社会。必须提高“宣泄”成本，加强网络立法，需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需要直接规定隐私权，完善“人内搜索”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     

“三反”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三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