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作家和诗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曾祺、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对人生、现实和自身体验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

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诗在由30年代的象征主义到4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的演进过程中,西南联大诗人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对该群体形成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诗型特点、美学贡献等进行了论析。认为:西南联大诗人更直接地以西方现代诗为参照,自觉地追求诗情元素由情绪内质到思想、经验内质,诗体架构由单声部向多声部的转换,并对诗语的符码系统进行了变革。在美学方面,他们重新阐释了现代诗与现实的关系,既坚持诗作艺术的自足性与独立品格,又不拒绝对现实的介入,对30年代现代诗回避现实斗争、陶醉于“小我”感伤的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救正。从而,开拓并深化了诗学主题。文章认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高峰。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沈从文的从教经历与其文学创作、学者化道路

在1929年至1946年期间,沈从文先后到吴淞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大学尤其是前三所大学的任教经历使他建立起创作信心,并最终坚定了自己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形成了自己恬淡优美的艺术风格,实现了由作家到名作家的转变.创作的学者化倾向是沈从文在大学尤其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学术压力对他产生影响的结果.这一倾向的出现意味着他文学创作自信的逐渐丧失,并最终使他走上学者化道路.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西南联大的语言学研究和学术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以罗常培、王力、袁家骅、张清常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中国现代汉语语法进行研究,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西南联大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

通过对西南联大教育思想的简要总结,对西南联大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办学思想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从而揭示出西南联大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

在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作家从寻找抗战力量开始,到描写抗日战斗,直至亲身上战场感受战争,最后对战争进行了人本思考,其作品具有与一般抗战文学不同的特点。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作品的艺术色彩,西南联大文学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抒写抗战内容,创作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水平,取得了描写抗战的最高成就。认识西南联大文学的成就,或许能够充实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抗战文学的贫乏内容。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卞之琳诗歌与宋诗理趣传统

20世纪30年代,卞之琳的智性化诗歌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宋诗理趣传统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理趣与知性诗学的内在关联,情理合一与情知合一的会通,“以议论为诗”和“非个人化抒情”诗歌书写方式的相仿,平淡之美与平中见奇审美旨趣的共同属性.卞之琳诗歌与宋诗理趣传统的联系,为探寻智性化或哲理化的中国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试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

西南联大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来自师传。西南联大文学教授的主体是欧美留学生，他们接受过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有的外国教授本身就是现代主义诗人和理论家，他们通过教学、创作、译介、批评等课内外形式向学生传授现代主义文学方法和经验，培育出一批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者，从而形成了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建构的尝试

中国现代文学家以知性概念和范畴对文学的价值进行区分和研究,并借鉴其他学科的话语单位,尝试建立科学的文学价值论体系。但是,其体系建构缺乏系统性,在学科建设层次上,这种探索只能算是为以后系统而完整的文学价值论研究所作的一种准备。     

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阈的厚重之作——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大家任教,穆旦、汪曾祺、杜运燮、郑敏等文学名家的出现,一个个闪亮的名字照耀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生、发展之路.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了解到,这些文学大家的任教和文学名家的诞生,与西南联大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有着某种重要的关系.但是,苦于诸多原始材料在抗战的烽烟或时间的流逝中被毁,我们只能窥其冰山之一角.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何在民族的空前灾难之前,结成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文学社团?如何在大师们的指导和帮助下,用各种文学方式去书写、去表达,并逐渐磨砺成一把把文学"宝剑"的过程,只能停留在许多同人的想象和期待之中.说想象之中,是由于要还原或者部分还原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繁琐而艰巨的工作;说期待,是本着对这段历史虔诚的尊敬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要求,我们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这些文学社团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鲜活的文学活动、丰富的文学成果,终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阈之中.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生态诗与"可持续诗"

[编者按]随着生态文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外的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日趋兴盛,目前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著名生态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说,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生态批评领域时.困扰他的问题是"有谁要听",而现在的问题则是"怎样才能跟上这个新工作的步伐".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越涌越大的生态诗潮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有: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教授对浪漫主义生态诗的研究,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对著名生态诗人斯奈德的研究,以及"生态诗"这一术语的首先界定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伦纳德·西格杰对可持续诗的研究.可持续诗是当今生态诗的一个新发展,斯洛维克在其最新专著<走出去思考>(2008)里对这一诗坛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译文英文为斯洛维克教授于2008年5月所作的一次大会发言,文章不仅介绍了内华达大学生态文学课程的授课方式及主题,还通过对中外"可持续诗歌"的评介和生态思想的阐述,倡导我们关注生活中富于审美趣味的生态体验,对于国内生态文学教育与研究不无裨益.     

大学之道:马一浮与欧文·白璧德

"大学"自从其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诞生起,对于这种机构的教育功能以及教育模式的批评追问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种批评和追问,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和美国,再一次掀起了一轮高潮.这一高潮在中国,伴随着西方式大学教育模式的兴起与展开普及和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在存在形式上的式微、在教育内容上的退缩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关"大学之道"的争论.这里所谓的"大学之道",已经不仅仅指作为机构形态的大学,更意指大学教育的哲学思想与伦理旨归.而在美国,由于现代大学教育中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古典主义教育思想也处于日渐窘迫的困境.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马一浮和欧文·白璧德从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和体制之内两方面,对其功能、大学中人文教育的可能性等进行了新的阐述发明.而他们那些看似保守的声音与姿态,其实都坚定地朝向着人类文明之未来所在大学之道.     

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初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晚清以降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建立起来的,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广大知识阶层转变就业观念,彻底从学而优则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同时它还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其后,高等学府设置文学专业,开设文学课程,文学由此进入大学课堂,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小说和戏曲课程的开设,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     

沈从文的从教经历与其文学创作、学者化道路

在1929年至1946年期间,沈从文先后到吴淞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大学尤其是前三所大学的任教经历使他建立起创作信心,并最终坚定了自己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形成了自己恬淡优美的艺术风格,实现了由作家到名作家的转变。创作的学者化倾向是沈从文在大学尤其是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学术压力对他产生影响的结果。这一倾向的出现意味着他文学创作自信的逐渐丧失,并最终使他走上学者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