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职能转变的廉政含义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或失当的情况大量存在，产生了众多的寻租活动空间，这是当今腐败现象滋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也是腐败愈演愈烈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职能体系是遏制制度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当前，必须采取措施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改革政府机构     

寻租与腐败:理论分析和对策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寻租和腐败是许多经济领域比较普遍的现象.本文探讨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实质、分类及其对市场秩序、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以内生关税为代表的关于寻租和腐败活动的一般均衡模式,比较了在权利分散和权利集中的政治制度下,寻租和腐败活动不同的内生作用机制,提出了惩治寻租和腐败活动的政策建议.     

寻租与腐败：理论分析和对策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寻租和腐败是许多经济领域比较普遍的现象。本文探讨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实质、分类及其对市场秩序、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以内生关税为代表的关于寻租和腐败活动的一般均衡模式，比较了在权利分散和权利集中的政治制度下，寻租和腐败活动不同的内生作用机制，提出了惩治寻租和腐败活动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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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经济寻租腐败的制约因素

(一)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缺陷,在中国,在当前,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这样,连那些正直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权力,也难免堕入腐败的行列。 从经济学看,腐败的性质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 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     

中国经济领域制度性寻租行为剖析

制度是人们制定出来的以规范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约束条件,它直接界定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我国建国以来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和市场经济三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寻租活动有其独有的形式和特点。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寻租行为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以及对经济领域中主要寻租形式的总结,提出寻租的本质是制度性寻租行为,寻租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必须通过整体性制度安排对寻租行为进行有效治理。     

寻租和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寻租是腐败的内生变量。寻租具有路径依赖性 ,腐败具有路径依赖性 ,寻租和腐败之间的联系也具有路径依赖性 ;路径依赖不仅强化了寻租和腐败本身 ,而且强化了寻租和腐败之间的联系。因此 ,打破寻租、腐败、寻租与腐败之间的路径依赖 ,必须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最大可能地减少政府管制 ,实现政治民主和依法治国     

企业腐败文化治理与技术创新

企业文化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具有指引和约束的作用,企业腐败文化可能扭曲企业的战略选择与经营决策。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基于文献进行理论分析,指出由于我国各级政府掌握企业发展所需关键要素资源,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既可通过创新活动增强自身能力,也可通过寻租活动获取政府资源。但因自身资源有限,企业只能在创新活动和寻租活动中进行选择。腐败文化通过增强企业寻租活动偏好和降低企业寻租活动成本,导致企业倾向于从事外部寻租活动,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然后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真实影响。采用公司管理层出生地区腐败文化倾向的均值作为代理变量表征公司腐败文化,同时将企业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指标。在此基础上,文章初始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然后采用同一行业其他企业腐败文化的均值作为企业腐败文化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以控制潜在内生性、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腐败文化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这一结果对于因变量和样本分组的变换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作用还存在异质性: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寻租成本更低,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活动而非创新活动来获利。而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企业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则会减弱,因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收益。异质性的研究发现也同时验证了理论分析提出的作用机理:企业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对于创新活动与寻租活动之间的权衡选择。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培育廉政文化、加快要素配置市场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相关政策建议。文章首次考察腐败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学界对于腐败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认知。     

新时期权力寻租腐败的异化表现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中共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权力寻租呈现出新载体、新形式和宽领域的特点.从权力寻租的概念人手,即政府部门或个人以公共权力为筹码获取自身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结合权力寻租异化引发的社会热点,如“神木房姐”“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深刻剖析权力寻租异化的原因,如制度建设缺失、公共资源垄断、社会监督乏力和文化建设滞后等原因,期望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预防、治理权力腐败提供理论支撑.     

寻租、腐败及其治理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腐败与寻租的亲缘关系,寻租行为模式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变化,以及制度在治理寻租和腐败中的障碍和关键性地位,并提出了以制度创新来治理寻租与腐败的应对策略。     

权力寻租成因的多维透析

在我国转型时期,权力寻租是较为常见的腐败现象,其成因有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因素。经济方面如政企不分、价格双轨制、经济特权等;政治方面如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缺失、法制不健全等;思想方面如特权思想、寻租者畸形心理等。为防范权力寻租,须在多维透析的基础上,推进体制创新,强化社会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实施道德教育。     

美国2019年高校招生舞弊事件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2019年高校招生舞弊事件暴露了美国高校招生选拔机制所存在的廉洁风险，主要包括选拔标准的多元化掩盖了部分招生环节的权力失衡，过度依赖社会诚信体系而缺少权力制衡制度设计，信息公开不到位而缺少社会监督，金钱政治下既得利益者寻求阶层代际延续等，由此形成权力寻租与利益交换，滋生招生腐败。我国当前推行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应以此为鉴，保障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要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立的高校招生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推进防止高校招生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降低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提高高校招生信息的公开程度，强化外部的制约监督；严惩涉及招生舞弊的相关人员，使舞弊风险损失大于可能收益。     

司法腐败的基本特征及其预防对策——基于199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199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司法腐败呈现出渎职化、高端化、权力寻租组织化、经营化、长期化等外在特征和司法体制过度行政化的内在特征。预防司法腐败的基本构架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体系,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诉讼体系,以检察权为核心的司法内部监督体系和廉洁自律的职业伦理体系。     

关于税收腐败有关问题的研究

税收管理部门的腐败在许多国家是根深蒂固的 ,并且与其他腐败形式相互依存 ,其经济危害、政治危害巨大。本文从税收腐败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入手 ,探讨了税收腐败形成的若干途径和经济分析 ,并对于如何防范和治理税收腐败提出了若干建议     

政绩竞赛、合法伤害权与炫耀性寻租 ——对中国当前“包村”运动的思考

包村运动作为一种扶贫方式,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对群众路线的着重强调,地方政府政绩竞赛的冲动在一些地方再次风行起来。尽管这种扶贫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一些地区、农户的贫困问题,但效率低下,注重短期效应,形式主义严重。从长期看这种建立在权力部门合法伤害权基础上的政绩竞赛会进一步强化权力寻租,使普通的物质性寻租升级为炫耀性寻租,造成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腐败问题的恶化。只有建立比较公平的行政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限制政府规模和权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建立长效的扶贫机制,以制度建设代替政治运动,我们才能减少权力寻租,防止包村的异化,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中国的扶贫进度。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