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融合——元代西夏遗民社会地位及其民族融合的历史考察

元代西夏遗民的社会地位由其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形成差别，其社会阶层主要由官吏、民户、屯田户、军户、驱口、僧祗户等组成。西夏遗民入仕主要任武职和地方官，其中世代为宦的现象比较突出。军户在元代军户中所占数量极小，民户、屯田户、僧祗户都承担国家赋税，在社会地位上等同于民户；西夏遗民的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种族融合反而不是主要途径。     

关于《述善集》所收张以宁诗文的几个问题

张以宁是元末著名文人。元代西夏遗民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述善集》收张以宁诗文共8篇,其中6篇不见于其他文献。据考证,张以宁《崇义书院记》的写作时间当在1358年至1367年之间。经参考相关文献对其诗文进行了校正,发现《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中张以宁诗文的某些标点似有可商榷的余地。     

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徒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元代西夏遗民在不同的地区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交往之中，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婚姻血统及语言文化等方面，逐渐丧失了其本民族的特征，从而完全融合到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     

论余阙《青阳集》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青阳集》是元代第一忠臣余阙的诗文集,记载了六百年多前元代合肥守军、民俗民风、士民生活态度、城墙修建、衣冠之家、西夏遗民、农民起义、重要官员、元末城陷、农业发展等情况,是了解合肥宋元时期实情最具价值的史料,是合肥弥足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是余阙留给故里合肥的无价之宝。     

元末西夏遗民诗人王翰与东南文化

王翰是元代迁居东南地区的第四代西夏遗民,主要生活在安徽、福建、广东等东南地区,入明十一年后,自杀殉元。王翰为研究元末明初西夏遗民生存状况提供了范本。东南地区的人文与自然环境都深刻影响了王翰的思想、创作,在王翰的多族交游网络中,吴海对王翰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深刻。东南地区理学之风甚盛,为王翰理学思想的形成营造了大环境,王翰的理学思想体现在孝道、忠君爱国等方面。王翰的山水题材的诗歌彰显了他的理学精神,其诗歌带有东南地域色彩,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元代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元代是甘宁青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元王朝将该地区的西夏遗民以各种形式大量内迁促其融入汉族的同时,又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畏兀儿人、西域人迁入这一地区,使该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由于长期而密切的族际交往,该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新局面。     

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

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西夏境内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地，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我们民族血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界对西夏遗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迁徙与分布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方面。笔者以高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氏家族成员在蒙元时期所任官职和主要活动的分析，展现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遗民心理等一些情况。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浅析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

有元一代,西夏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军事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有全部由西夏人组成的军队,他们为维护和巩固元朝的统治而尽忠尽力,在蒙、元史上写下了极具光彩的一笔。本文主要对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种类及其作用进行分析。     

《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

《述善集》是新近于河南濮阳发现的一部由当地西夏遗民唐兀崇喜于元末编纂的一部著作集。现存抄本2 件,保存完好,全书共分《善俗》、《育材》和《行实》3卷,内收记、序、碑铭、诗赋、题赞、杂著等共75篇,保存了极为丰 富、异常珍贵的濮阳西夏遗民资料,对西夏遗民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

伯颜宗道是元代著名的哈剌鲁儒学大师.近期于河南濮阳发现的由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编成的《述善集》一书中,发现了不少与伯颜宗道有关的新资料,既有《伯颜宗道传》,又有伯颜宗道佚文2篇,对研究伯颜宗道事迹、元末农民起义及元代理学的发展轨迹都有重要意义.     

耶律楚材西域边塞诗内涵浅析

元代著名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生活过多年,其西域诗既传承前贤,又别有风貌,展示出"华夷一统",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热爱大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厚精神内涵。     

试析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宋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虽然北宋的国土、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经济实力,均远远超过西夏,但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却在几场重要战役中惨遭失败。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及宋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其中一些防范措施却走向了反面,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宋夏战争初期,北宋朝野上下对西夏极为轻视,结果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惨败。     

论开、天时期重功名尚边功的风尚及其对王维的影响

唐开元、天宝时期 ,边患战争频繁 ,玄宗好大喜功 ,特别注重边事 ,不次奖拔大量立边功者 ,遂使从军入幕建立边功而入仕成为一条较之科举更为便捷的仕进之路 ,从而形成一种重功名尚边功的时代风尚。在此风尚影响下 ,文士们多有“功名只向马上取”之想 ,颇乐意寻找机会入幕从军 ,并多在诗文中歌咏勇武报国气概 ,赞美边将与侠少 ,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王维尽管未走从军入仕之路 ,但其“少年精神”则突出地表现出他早年乃至壮年同样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     

“霸道”医学派初探

金元时期,战争频繁,病疫绵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金元四大家精心研究前人的医学理论文献,且结合各自的临床实践,从而提出各自的医学理论。其中＂霸道＂医学派——刘完素、张从正通过实践探索提出＂火热＂、＂攻邪＂理论。其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宝库,也留下了值得我们思考的医学思想和医学理论。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

北宋时期,位居东北的契丹辽国与西北地区的党项夏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夏辽关系经历了结盟、毁盟、战争、复盟的发展演变过程。夏辽关系深受夏、辽、宋三国对峙形势变化的影响。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