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在辩驳中展开的异质现代性:平原诗社的成都书写

通常被当作七月诗派一部分的平原诗社,实际上是在何其芳等人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平原诗人们的成长,也不是简单地接受既有主导价值和文坛秩序,汇入现代文学主潮的单向过程,而是立足于成都本土生存体验,有意识地对何其芳等人留下的"成都形象"展开抗辩性书写,由此展示和确立自身的历史存在。这种在人类学视野中展开的抗辩性书写,给以现代性视野为核心的中国新诗和中国新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     

新诗传统:作为一种话语储备

"传统"体现了一种可延续性,一种能够朝向未来的生命活力。在此理论基点上讨论新诗传统,其实是确认新诗作为一种文学书写的独特性,就这一点而言,新诗传统其实是一种话语储备。从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讨论新诗的语式、表达、美感生成及技法等。     

我国20世纪初西方诗歌翻译对新诗形成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新诗形成与当时西方诗歌的翻译分不开。翻译不仅向本土文学注入了异域文学意识形态，同时也引进了新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当一个民族文学处于岌岌可危，遭致信任危机时，翻译文学将替代本土文学而占据中心地位。无论是诗歌改良者黄遵宪、或是诗界革命者梁启超、还是新诗的主张者胡适，都主张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学习的第一步就是翻译介绍西方优秀的诗歌作品，且包括冯至、郭沫若在内的新诗的实践者正是在消化吸收西方诗歌艺术的基础上达至自己的艺术成就的。     

新诗传统:一个有待讲述的故事

新诗的传统是一种文学传统自我生成的新的类型,汉语在近代所发生的变革,是新诗的传统生成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从现代审美的角度来看,新诗的传统有三个特点:它具有一种结构上的空白;它是不断变化的,更多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来自我表现;它具有多重性。     

徘徊与眺望--50至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新诗发展状况及诗人转型择要

从现代性新诗的历史性情境入手,分析新诗创作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极为相似的社会心理背景。现代主义成为新诗写作的时髦样式,在与本土诗人群及其创作观发生分歧的同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从地缘角度,即岛国混杂性文化的角度揭示台湾新诗创作显示出的本土方面的现代性,进而探讨目前诗学研究存在的理论空隙。肯定台湾现代主义新诗有其独到敏锐眼光的同时,借助张默的理论揭示其中存在的疏漏之处。结合台湾本土诗人余光中的诗作个案说明现代新诗对台湾诗人的冲击。最后,提出小说和诗共同开发认识世界的观点。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它是作家在不同时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认知。在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裹挟和影响,中国形象的本土观照主要表现为自我异质化与自我幻象化。而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形象不仅存在自我传播的泛政治化问题,而且还存在他者传播的结构失衡性问题。为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重塑中国形象,当下尤其有必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这三方面的关系。     

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

在考察文化转型期本土与外域的文化联系与冲突时，时间差和空间差有助于为中国主流诗人定位，也有助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前景的把握。中国新诗应当是现代的，面对现代人的外在世界与心灵世界，面对传媒的现代化和２１世纪文学主潮，有所调整与回应。中国新诗应当是中国的，在世界诗歌的开放网络中，实现中国时空的自主转型。     

“功用与审美”的“二律背反”——中国新诗的政治文化价值考辨

“功用与审美”作为一种“二律背反”,一直是研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讨“文学与政治”之命题的重要方面.这里,主要以中国新诗写作为个案,通过具体探讨二者在新诗写作中的历史关联与呈现等层面,论述中国新诗与“政治”的历史关系,从而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拓展新诗的研讨空间.     

全盘否定传统:一种策略及其后遗症

中国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外国诗歌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人们由此而认为 ,诗歌借鉴是中国新诗繁荣、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观点就其本质来说是正确的。但是 ,在新诗诞生之初 ,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出于鼓吹文学新观念的需要 ,提出了全面反叛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艺术发展策略。这种策略对新诗的诞生产生了重要作用 ,不过 ,随着新诗艺术的发展 ,这种策略所具有的后遗症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本文简要讨论出现这种策略的文化语境和艺术价值以及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从域内走向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在从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之后 ,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 ,将衍生与演变于汉字文化圈的海外汉诗纳入研究的范畴。这样 ,不仅可以扩大既有的研究半径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观照 ,而且随着这一新的研究畛域的拓展 ,对产生于华夏本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论中国诗歌的分类——对诗歌两分法的质疑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通行将诗歌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大类.这种两分法有悖于我国三千年诗歌史的实际,有悖于分类学原理和传统分类法,也有悖于西方文学分类理论,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从我国诗歌的内容性质及基本表达方式看,分为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写景状物(景物)诗四大类是比较适当的.     

论杜甫的悯农诗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有许许多多关注农耕、忧心农事的悯农之作;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以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其所处＂安史之乱＂前后农夫所遭受的众多天灾、兵祸之苦真实记录下来,并将自己对他们的哀悯、同情与赞许等诸多情感寄寓其中,这与其所继承的重农耕的儒家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同时,这一题材的开拓,对后世悯农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现代还是古典:卞之琳早期诗作解析

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以其融合古典词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诗作在现代诗坛造成了很大影响,研究者也多从"化欧"、"化古"的角度来分析卞诗,但卞之琳所接受的古典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性因素,因而能通过分析,在卞之琳的诗作中发现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型之路。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