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

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研究和国民性研究两部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而国民性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其精彩部分也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主要致力于日本文化研究的提倡,关于日本国民性虽也有所涉及,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展开.他真正投入精力进行日本文化思考和国民性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一组"日本管窥"谈日本文化书"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思考和认识.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周作人“生活之艺术”思想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思想中内存着对日本文化的长期体验和深刻认识。日本的＂生活之艺术＂,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的感性土壤和现实印证,成为他反观中国文化,思考中国文化和改造人的精神的参照和借镜,为他倡导＂生活之艺术＂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动力。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切复杂的联系。他曾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同时,他的政治、艺术生命又可悲地葬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从日常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出日本文化个性特点。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鲁迅视野中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

鲁迅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关注更多的是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来进行的,他的日本认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国民性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参照物的日本,他过多地强调日本民族的优点而少谈日本民族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以日本民族的优点作为救治本民族缺点的“药”,日本民族的优点的选择是出于本民族现实需要的目的；二是作为独立民族文化的日本,他摆脱了中日冲突背景下的激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冷静的态度进行中日文化的交流,以期促成民族间的理解和友好.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文化努力,既提升了民族形象,又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是起着激励作用的;抗战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但说到底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文化,多元政治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决定了各自文化的走向;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只是接受了民族文化观,而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化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

在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中,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周作人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史撰写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题发表讲演,该演讲以研究的心态,以叙事明理为目的,最早以史的形式论述日本文学,在事实上开启了我国学界的日本文学史撰构。他所提出并强调的通过文化的角度认识域外国家和民族,在认识的过程中须着眼于该种文化与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不同等方面的观念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方法论意义。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华学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转向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二战结束前中国留日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该校初为松本龟次郎私人所立,但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当局通过经费投入、人事调整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操控于手中,并通过专业设置和校外活动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企图将其培养成“大东亚建设”的协助者,致使该校逐步沦为日本培植“以华制华”亲日分子的重要基地。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发生殖民化转向的实情,可明晰近代日本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历史宿命之所以然,亦能得出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对外教育交流需警惕国际非正常因素等结论。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从早期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诉说到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包含着爱与憎的感情纠结。他以日本为镜子参照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进而对之进行批判,这正是明治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一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缩影。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历史发展对日本国民性特征形成的影响分析 ——以奈良至明治时代历史脉络为主线

日本国民性是日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形成的独有的性格特点,在整个日本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于世界 来说,则更具有日本的代表性。日本国民性的形成与日本的地理位置因素不无关系,但是日本的历史对于其国民性的影响也 很大。通过探究日本自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得出日本独特的发展历史对于国民性的影响,对于研究日 本社会文化有更新的理解。     

鲁迅域外文化选择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尚缺乏本质性的认识 ,鲁迅留日时期对域外文化的选择菁芜并存 ,并不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 10年沉默 ,经过痛苦的观察与思索 ,鲁迅的认识发生质的飞跃。他抓准了反封建这一时代的主题 ,并根据这一主题的需要对早年的域外文化选择进行了调整 ,从而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与更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日本近代咏史诗的三个文明世界

日本近代咏史诗从吟咏对象看，可分为日本、中国、西洋这三个不同的文明世界。吟咏本国史者高度重视敬祖忠君的主题，突出表现在讴歌勤王英雄楠木正成的诗歌上，而将传说中建立琉球王国的舜天王、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纳入本国史吟咏范围，高度评价侵略朝鲜的丰臣秀吉，则彰显了近代日本崇尚武力、竭力海外扩张的国家思想。吟咏中国史者儒学色彩鲜明，具有强烈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洞察力。这以角田春策的《咏史绝句》为代表，其对君臣观念、人物命运与历史境遇的思索辩证深邃，在思想境界、艺术成就上并不逊色于中国诗家。吟咏西洋史者以河口宽的《海外咏史百绝》水平最高。该诗集批判性地审视西方文化，否定了排斥异己的宗教思想、诉诸武力的国际政治理念，赞美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发明，并在评价德国首相俾斯麦之时表达了走民族道路的独立精神。日本近代咏史诗对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探索蕴含了独特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对考察日本的国民性和东亚汉文学新气象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书官话》对大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大槻文彦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被称为日本传统国语标准语法学派的主导性人物,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研究大多认为他的"折衷文法"主要受到西洋文典的影响.我们认为,其"折衷文法"意识起步于1877年出版的《支那文典》,这本书是1869年在山东刊行的《文学书官话》的日文译本.也就是说,大槻文彦的"折衷文法"应是起步于《文学书官话》,而后确立于1893年出版的《语法指南》,成熟于1897年出版的《广日本文典》.这对大槻之后的汉语品词理论体系和日语品词理论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文学书官话》对大槻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