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统

八十年代以后,为促进中国学术现代化和学界的自觉,一些学者开始对学术史--本文称之为"学统"--进行整理.在建立"现代学统"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注重的是,有哪些资源可以汲取,也就是在方略上要以"建构"为主,而不是一味"解构".本文阐释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统建立过程中的贡献.王先生标举"超政治"超功利"的学术本位思想,怀抱不唯书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精神,采用拿过来开放性的比较研究方法,具有辟蹊径启山林的标新立异胆识,更兼求同声宽异己的自由竞争原则,以身体力行为中国现代学统奠定了一方坚实基础.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

目前 ,我们尚无法梗概出当代海外新儒学起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描述并简析海外儒学第三期研究群体如何将“深刻的道统”、“过渡的学统”和“广域的政统”融合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脉络 ,初步形成了如下看法 :当代海外新儒学所作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所谓“政统”的文化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代海外新儒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

是否存在共同的学术使命,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文学者共同的学术使命,这既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话题,也是思想史的时代课题.本文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视野为参照,以中国当下社会存在的现实困境和面临的难题为基点,把"完成未竟的理性启蒙"和"赓续断裂的生命寻义"作为当代人文学者两大历史使命,并对其使命提出的原由、内容、任务进行了历史、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论黄宗羲的文统观

文统观在儒家学者那里往往是道统、学统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和继续.黄宗羲在宋明儒学史的视野中,确立起王阳明心学的正统地位,并自任这一学统的继承者.基于此,在文学领域颇具才情和开拓精神的黄宗羲以浙东甬上一地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复续文章之统的实践活动.既有的学者立场和正统观念,使得黄宗羲在文统问题的表述上,更多地以儒学的思想价值为主导,文学发展的历史和作品的审美价值相应地不免有所屈就和回避.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学术旨趣与地域学统

地方知识传统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研究地方学术史要注意从区域的学术旨趣、学统两个方面及两者关系着手,这样能够对区域学术形态的地域特色与普遍价值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儒学是一个延续两千多年、并不断拓展的庞大学术思想体系,完全可以从不同学科(无论是西方学科分类还是中国传统学科分类)的知识来表述其丰富的内容。但是,如果解析儒学的学术旨趣,我们认为道、治、学三个要素是十分关键的。"学统"本来有"学术正统"与"学术传统"两种涵义,而区域学统的涵义则主要是"学术传统"的意义。那么,构成这种区域学统的传承一方面是指直接的学术师承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为某一区域中学术旨趣的传承关系,这两方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不一致。     

呼唤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有机统一--读《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两场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的论战.两场论战持续时间之久、涉及面之广,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少见的,对我国现当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一书(由我国逻辑学界前辈学者沙青先生与青年学者张小燕、张燕京合著,以下简称"<裂变>"),对这两场论战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梳理与深刻独到的剖析,值得所有关心当代中国逻辑与哲学的发展走向与历史使命的学人阅读与研究.     

儒家学统的重建

在现代的学术语境中，师生关系和学问传承基本上是本之于一种客观实存的状态，在体制性的教育框架内也有迹可循，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学统”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如何在现代学术的背景之下，重新来梳理历史上的学统观念和其背后的道统意识，挖掘学统意义下的知识谱系及其线索，这对于我们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更好地转化传统，将是大有裨益的。现代新儒家诸哲在诠释和发扬儒学之真精神方面，已经对“学统”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各式的解释方案，这对我们进一步厘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中华法系”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建构

伴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与"国族"的建构,知识分子开始重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传统法制领域的"中华法系"便由此而来.及至20世纪20_40年代,法史学界已基本接受"中华法系"等话语.作为一种应对西方侵略的文化手段,"中华法系"以现代法学形式将中国传统法制囊括进来,又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它复杂因素融入其中,势必包含着时代的悖论:知识内容是中土的、古老的.却隐藏着西方的、现代的法理观念与结构体系.近人对中国传统法制进行"中华民族"化的历史叙述,无疑旨在为中国争取在世界法学中的一席之地,树立民族自信心,却不自觉地陷入西方的话语逻辑之中.揭橥"中华法系"是以强调民族性为基调,却不得不面对世界潮流,这就包含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张力.研究与阐发"中华法系"本是知识界的学术问题,却要统撮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之下,这就隐含着民主、法治与训政、"党治"的内在矛盾.     

主持人语

正与西方现代思想史一样,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本质是"古今之争"。晚清民国知识人以新派学术方法重构传统四部之学的行动,除了引发断裂性的精神震荡,也或多或少体现着存亡继绝的延续性思考。中国传统士人如何在世界历史大势中对中国政教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理应成为当今学术     

苏轼对“斯文有传”文化使命的秉承与担当

"斯文有传"是苏轼对欧阳修传承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评价,也是欧阳修赋予苏轼的文化使命。孔子是"斯文"最早的整合者与承传者。在欧阳修、苏轼的时代,"斯文"主要代指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苏轼一生弘扬儒家之道,使"斯文有传",是他平生最为看重的功业。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王仲荦先生的学术与学问

王仲荦先生承章太炎先生之学统,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做到了学统与新知的相融、作史与考史的兼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古史分期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在敦煌文书研究、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化研究、二十四史校点、中国古代物价史研究等多个领域,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之作,是淹通文史的一代学者;他所留下的高贵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更是让学界景仰。     

价值重建时代传统“孝”文化之再检视

众多论说中国古代之"孝"及其现代意义的文章存在严重的历史误判及文化误判。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不知道或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孝"是一个历史范畴。"孝"的本义及核心词义是亲子规范。在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亲子规范的属性、内容及形式不断演化,"孝"的适用范围、具体规范及核心价值不断演化,"孝"字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断演化。受各种主客观性历史因素的影响,"孝"具有普遍性、时代性、地域性、族群性、信仰性、思想性、个体性,等等。在本质属性、思维方式、核心价值、适用范围上,中国古代之"孝"与中国现代之"孝"有根本性的差别。     

福科《词与物》中的历史观

研究福科的学者都知道,福科历史哲学主张的是历史的不连续性和断裂性,这也是他与普遍性和目的性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之处.但在《词与物》这本书中,福科虽然用"认识型"对"词"(语言、历史文本等)与"物"(对象、客观历史等)关系的历史进行截然不同的划分,在这种明显主张不连续和断裂性的历史观下面,他还隐约表达了在"认识型"转变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的一面.     

夏中义的“学统”观念与特性实践

夏中义很早就开始了对学人定位问题的思考，在梁总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启迪下，他提出了“学统”的这一命题，这个颇具现代意识的“学统”观念不仅寄托了他对饱受政治洗礼又受商潮冲击的学术界殷切之心，也寄托了他自身所追求的学术理想。他的阐释道出了“学统”的灵魂，他的实践则促进了“学统”的扎根和光大发扬。     

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传统、确立和发展困局

东西方自有不同特征的学术和学科形态,如果只是简单地坚持学科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则必然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演变之真相。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学术传统中以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构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态。随着"西学"的输入,后经中国学者长期的本土化努力,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直面艰难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局,中国政治社会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传统与变迁——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

费正清曾用"传统与变迁"去概括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该术语也适合清代中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就该体制而言,在西力东渐下,至清代中前期已发生着渐变.它不仅体现在体制的意识之变、制度之变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运作方式转变方面.虽然这些变化既无法根绝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与传统相决裂,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了清代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一统"向近世"国家统一"发生转变,并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之形成提供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