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维度的艺术界定与元艺术

艺术真正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继鲍姆嘉通把审美引入哲学以后,康德对审美和目的论的考察开创了近现代美学的先河,黑格尔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一致性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基本目标的观点,标志着现代主义学派的成熟。后现代主义学派与当代艺术的出现对传统艺术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带有浓厚商业化色彩的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不同仅在于"时空"的不一样,对现实的批判仍是两者的共性。很显然,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承认艺术自身的独特地位。《乐记》却用一种新的眼光重估礼乐的价值,对作为中国元艺术的"乐"进行了详尽地剖析,充实了世界艺术理论成果。     

“和谐论”文艺美学的理论特征和逻辑构架

文艺美学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弘扬、发展了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它对艺术审美本质的界定吸收了康德的思想,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将美与艺术统一起来。"和谐论"文艺美学对美和艺术既有总体的把握,又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作具体探索。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     

论康德先验哲学美学及其研究之难题

康德先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到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枢纽,是观念论(理念论)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主体机能机构论的中间环节。从部族经验的“积累起来的遗传”开始,中经主体的先验性存在,终结于哲学人类学的心理结构论,这是先验哲学在人类心理历程中的运行轨迹。因之,研究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一般哲学(或后验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路向上是相反的。同时,康德先验哲学(含美学)是一个庞大、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系,其理路是“心理－逻辑”二重结构的波动与纠合,它的运行必然突破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一贯性。“康德现象”就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相互纠集,共争互荣的现象。这正是康德哲学美学的内在生命力与多维的理论生长点,它构成了康德哲学美学的广阔的解释空间。这也是研究康德哲学美学之难题。     

康德黑格尔：现代西方美学的开端

康德黑格尔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具有特殊的引领和重要的示范作用。国内学界对于康德黑格尔美学阐释的主要方向,往往聚焦于康德黑格尔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的关系,而对于他们与现代西方美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关注。康德提出了想象自由和天才说,黑格尔否定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摹仿说及其写实主义传统,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打开了大门。康德提出了审美的非功利说,黑格尔否定了艺术工具论,成为现代西方唯美主义的理论源头。沿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现代西方美学走上了取消美和否定美的道路。康德承认自然美的自身价值,把西方古典美学强调艺术的优美和谐扩展到自然美的粗犷崇高,对浪漫主义自然观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黑格尔承认自然美的抽象形式是自身所固有的,同时黑格尔关于自然美契合人的心情说对于现代西方移情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环境美学和康德黑格尔美学之间存在某种可辨识的逻辑联系。康德黑格尔是他们所处时代急剧变革的西方艺术思潮在美学领域的表达者,启动了西方古典美学的范式革命,在现代西方美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审并校正国内学界对于康德黑格尔美学的定型化理解,对于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杜威对康德美学的批判

杜威的美学论述中,没有直接批判过康德,但又处处显示出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康德认为美是无功利的,美是自由,艺术是自律的。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形成了一个美学上的大传统。到20世纪后期,在美学上出现了打破艺术自律,还原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潮流,引发了康德美学的全面危机。这时,杜威美学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杜威从改造哲学上的静观态度入手,提出了活动与实践的美学。他认为人与事物的相遇,不应该看成是主体与客体的相遇,而是一种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杜威主张从一个经验出发看待艺术,倡导三个连续性,提出从日常经验出发来看艺术经验的性质,将艺术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引发了美学上的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     

从“先验论”到“实践论”:李泽厚对康德美学方法论的变革及其缺失

李泽厚用"实践论"的美学方法论对康德的"先验论"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创构了"人类学本体论美学",但是,他用"实践论"将康德的"目的论"还原为"人的社会实践目的",将"理性"还原为"经验合理性",将"道德性"还原为"社会性",将"价值世界"拉回到"事实世界",从而遮蔽了康德先验美学的"超越"和"信仰"之维。实践美学固然应当批判康德的先验美学模式,但对其价值论思想的借鉴则具有重要意义,实践美学的方法论基础应当从认识论、反映论转向价值论。     

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分析

<正> 区分“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对康德物自体的分析”,这是研究康德物自体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我们把“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规定为用我们通俗的语言复述康德本人对物自体所持的观点,把“对康德物自体的分析”限定为研究者对康德物自体所持的态度。“分析”是“我注六经”的方式,带有研究者的倾向性,而“解释”则应作客观的说明。如果“分析”是我们讲话,则“解释”就是让康德自己讲话。区分这二者,对于一般的哲学体系是“适用”的,而对于康德物自体则更有必要。以往不是把康德物自体说成是“上帝”、“纯粹理性的本质”,就是“实体”、“客观存在”,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把“分析”当作“解释”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以往“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的一个共同出发点,都是一开始就直接断定康德物自体“是什么”,直接断定其有何种性质,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因为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知,则从未正面讨论过物自体。他说:“我们不是问任何物自身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甚至不是问,按照经验的条件,具体上什么能够出现”     

解析鲍德里亚的“不可能的交换”思想

不可能的交换是鲍德里亚后期思想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鲍德里亚以此挑战现实原则、真实观念和形而上学思维。鲍德里亚认为,交换是承继价值含义的人类认知和社会交流的基本形式,而不可能的交换则以"无"的不确定性来重构世界存在的要素和背景。由此鲍德里亚构建出荒诞玄学:在"有"的交换背后,我们总是进行与"无"的交换。人类逃离价值终结命运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接受"无"的存在,将"无"传递下去。这也就要求我们选择"无中生有",抛弃批评思想,抛弃理论文化,走出批判的阶段而到达思考着我们的客体、思考着我们的世界的彼岸阶段。     

克罗齐与古典文类理论的终结

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的提出与摆脱包括文类规范、规则在内的概念主义泥淖关系紧密,艺术直觉品的特性、心灵活动四阶段说构成了对文类划分、文类等级、缺类现象、文类规则及“三一律”的否定式批判.文类概念经验层面的实践效用主要表现为:借助文类概念来采集、限制和管理实践中的直觉外射物;实践中的各类文学作品,可作为备忘刺激物服务于直觉品再造.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堪称康德美学的意大利修订版.克罗齐在西方文类理论史上显然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枢纽式人物,他以一种不免极端的姿态化喧嚣为虚无,彻底终结了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最后气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审美现代性的主题与问题——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

康德美学在批判哲学体系中承担着由认识向伦理过渡的中介功能,但在美学史上康德却被简化为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中心的审美独立论者。基本认同并接受康德的中国学者突出强调了康德“形式主义”的一面,而没有意识到其目的论/道德内涵之于美学的重要性。但中国学者并不是形式主义者,当他们借助其他思想资源对康德美学进行纠偏调校时,实际上又与康德美学体系相通相近。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的意义转化和重心转移,源自中国学者建立中国文化自主性的选择性理解和创造性接受。实现康德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充分展开,一要深入发掘康德以体系的方式提出的真善美的统一问题,二是要全面评价其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的观点。     

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和艺术的终结——丹托早期的艺术哲学发展思路

阿瑟.丹托的两篇论文《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与《艺术的终结》是丹托早期艺术哲学思想发展的投射。前者通过哲学对艺术的剥夺,给出了艺术的出路在于艺术哲学;后者则是从认知和发展观出发,得出艺术史终结的必然。由此看出,丹托艺术哲学具有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双重属性。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民族与世界:我国民族声乐的走向

民族声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其发展和社会变革、社会文化等密切相关。在近代发展历程中,我国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变化,推动了民族声乐艺术的进步与发展。同时,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在继承中进步发展、在借鉴中开拓创新,实现民族与世界的完美结合,是声乐艺术发展的根本目标。本文沿着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轨迹,对民族声乐的走向进行分析与阐述。     

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研究

解决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建设的瓶颈,必须立足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的中国特殊国情,对来自欧美国家并已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的公共艺术理论进行扬弃,注重依托现有职能部门、管理法规及美学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建立一套理论上完备、现实中可行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建设及管理策略,最终实现提高中国公共艺术建设水平的目标。     

梁启超的“趣味”论及其艺术审美

“趣味”是梁启超用以界定艺术审美特性及其功能价值的范畴。梁启超指出。艺术是一种基于“情”与“美”的独特的自主性审美活动，它以情感性打动人心，以审美性愉悦人心，从而有益于人生，并与社会发生微妙联系。通过“趣味”范畴，达成艺术本质论与艺术价值论的合一，并在“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间求得了统一。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及其元问题透视

受激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使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法律与文学"研究纳入关注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国情现状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也决定了"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发展元动力。精英理论的本土化与精英理论的世俗化,是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理论系谱研究的元问题,它牵扯到当今中国语境下对法律与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反射出中国法律与文学对现代法治向何处去的揭秘与探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关注和改善民生相结合,与领导干部的＂身教＂相结合,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世纪之交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流变

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急剧转型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如某些批评家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勇敢而顽强地克服了自身的危机,完成了从封闭、机械、单调的艺术模式向灵活、开放、多变的艺术形态的过渡,在保持了传统思想维度的同时,沿着传统型、隐喻型、另类文学和后现实主义四个轨度开始了新的探索.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改革方向,并已付诸实践,但这一个过程所涉众多,进展缓慢。本文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选取关键性影响变量,以修正的多源流框架分析、考察这一政策现象,对其中呈现的政策图景做出描述,从而预见并指出,"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过程是在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逐步完成的,但这一过程不会过于平顺,其间有曲折、反复甚至是退缩。     

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先锋小说叙事手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小说派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弱化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故事套故事”的写法和小说元素的再现三个方面。对中国小说不断融进世界文学的有机成分,形成自己的新的艺术表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