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叙述者的退场——鲁迅第一人称小说初探

鲁迅注重小说这一文体的形式特征,在他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巧妙地安排小说叙述者的角色及功能,让叙述者与作者区分开来,始终在幕后进行叙事,从而保证了小说的客观性。这使鲁迅的小说不仅保持了思想上的深刻性,而且确保了它的审美特征。     

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于中外交汇、古今争斗的背景之下,"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及中外文学"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发生与发展,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传奇叙事传统进行承袭、转化的过程。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五四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及其成因分析

在近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五四小说突破了中国古典叙事模式,在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叙事时间等方面明显具有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特征。这一转换过程具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现代白话文运动、现代小说创作理论、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五四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为叙事而存在－－论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

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叙述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小说叙事形式具有多变性,构成超叙述层和主叙述层在阅读时的多元化趋向.这一叙述者在从《呐喊》向《彷徨》的写作过程中逐渐由"现身"转向"隐身"显示了鲁迅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进程.     

“异—常”相对结构:《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志怪小说的叙事方式

"志怪"作为中国特有的小说文体,其叙事有独特的深层结构和方式。其中,"异—常"相对结构,是历代志怪作者普遍选用的阐释方式。这种叙事表达,同时也体现出志怪小说与史书共生的特点。"异"和"常"分别代表不可知、不稳定的事物和人们一般的认知经验。怪异的发生,表明常态的人间秩序被打破。清代志怪作者强化了这一结构,常在故事中将二者对举,但他们叙事的目的是使"异""常"达到一种平衡,以符合人们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期待。叙述者一般通过"导异为常"和"化异为常"两种形式,对怪异之事进行解释,或者利用道术将其化解。对《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志怪小说叙事方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志怪叙述者所持有的共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伦理观。     

叙事模式与文化意味--对近代小说叙事的文化考察

叙事模式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味。视角越界、叙述者的个性化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三个现象。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处于传统到现代变迁过程中的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点和趋势。     

威廉·福克纳和他的"插曲式小说"

福克纳的“插曲式小说”是他短篇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若干篇主题、人物多少有关联的但又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组成的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一样,同样真实地表现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的升降起落以及各种人类的命运与精神面貌。     

论先锋小说的"类后现代性"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主要艺术特征就是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后现代的艺术手法。然而,这种后现代手法却是通过借鉴与模仿而完成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文本上的“类后现代”叙事。从这一前提出发,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要推导出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阶段性以及阶段性特征。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常"与"变"

沈从文在他的湘西系列小说、都市题材小说以及湘西本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两相比照的过程中,基本肯定了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常"),而对湘西在朝现代转型过程中,自外而来并传染侵蚀的异质文化因素加以否定("变").从而让人感受到沈从文小说独特的魅力.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论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它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记录了大集体时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翔实描摹了里下河地区的风俗民情,自如地运用了兴化的方言土语。在城市化进程的大潮中,《香河》所展现的里下河地区乡村风情,因其原汁原味、真实细腻而显得弥足珍贵。     

《复活》的文艺生态价值解析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而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文化与自然关系为课题,把生态与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自然之风。《复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它们对人物思想、性格和行动等的影响的描述,为我们勾画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二元矛盾的搏斗图,体现了较高的文艺生态价值。     

老舍《离婚》中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

老舍《离婚》中的老李是具有原生态性质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当时这类知识分子面临"现代"这一纷繁现象时所表现出的理性与自主性的纠缠,其结果是自我认同的悬置。这一知识分子的符号代码同时也反映出作者老舍在当下社会中的思考与某种程度的疑惑。     

“新写实小说”的思想内涵和叙事方式——以池莉和方方的小说为例

“新写实小说”作为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种文学现象,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无论思想内涵还是叙事方式上,都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新写实小说”虽然也有种种不足,但它毕竟把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论小说阅读中"隐含作者"的建构

"隐含作者"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建构其艺术生命.在小说阅读中,一方面,读者要以识别叙述者为突破口,着眼于文本的整体语境,通过辨识叙述者的可靠性而完成对隐合作者的审美建构.另一方面,由于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读者还必须结合作者的创作语境予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