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其所处的困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信访是信访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具体制度的设置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致使信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以权利保障为宗旨定位信访制度,是信访脱困的可能且可行的思路.     

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信访制度从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转变,指出虽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但与其它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废除信访制度,而是应当在加强信访制度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同时,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解读信访制度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其具有信息反馈、法律监督、权利救济的诸多功能,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信访的功能,就必须在信访的界定、信访机关的权力、信访与司法的关系等问题上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信访不信法"的现实考量及应对

信访作为一种司法救济程序外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今大量存在的"信访不信法"现象.涉法信访固然能够为有限的少数人带来权利和义务的最终公正,但同时也使法律至上、司法终局等现代化法治观念受到极大冲击.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信访制度,走出利用信访形式在现行法律制度外恶性循环的怪圈,使信访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常法治轨道之中.     

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信访制度成本:一个中国式社会问题

信访制度的近60年历程中,在反映民情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行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信访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引致的相关问题,使这一制度承担了相当的制度成本,形成了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信访制度成本结构.如何通过改革信访制度提高制度运行绩效并有效降低制度成本,显然成为当前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法律思考与对策建议

我国颁布实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讼法》之前,信访机构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的缺陷已逐步显露,因此,必须加强信访立法、剥离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重构我国的信访制度。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法权建构及制度回应——基于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分析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老年人社会参与成为未来很长时期内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其内容因涉及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组织参与及公益参与等不同领域而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以参与为核心要义的积极老龄化不仅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践行提供了指导理念,更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化搭建了规范框架.基于向老年人增权赋能的客观需要与人权体系结构的发展,老年人社会参与逐渐从需求转变为权利,从而推动社会参与权进入老年人权利谱系.然而,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社会参与发展的现实需求时,仅依靠确立老年人社会参与权无法全面应对,亟须通过法律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制度予以积极回应,即贯彻积极老龄化理念,坚持平等性和差别化原则,确立反高龄歧视和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权的法律规范,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权行使的制度机制,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权的享有、行使与实现,并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目标的达成.     

信访制度的法制化研究

信访制度法制化,不仅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加强党政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办事效率的需要.目前,中国信访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信访量连年攀升,总量居高不下;涉法涉诉信访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司法权威;信访活动组织化趋势明显;"非正常信访"严重扰乱信访秩序.为了完善现存信访制度,要求各部门做到:改革信访机构设置;改革信访案件处理方式;完善信访制度的程序设计;将涉法涉诉问题从信访受理范围中剥离出去;完善信访工作中的领导问责机制等.     

信访制度的价值重塑和制度重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广泛存在各种利益博弈,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纠纷日益多样和复杂,并远远超出了法律诉讼制度能够圆满解决的范围。于是在我国出现了较为普遍却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信访制度。通过分析信访制度的特点及信访机构的处理规程、应对措施,提出从价值理念和信访机构、受理范围及处理方式等制度要素入手重新塑造我国信访制度。     

法治视野下的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是集反馈民意、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于一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但涉诉信访毕竟与当代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与司法的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只有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使其发挥其合理功能。     

宪政视野下的信访制度及其改革

现行信访制度及某些改革建议在机构设置、功能定位、法理基础等方面有所欠缺.以各国家机关的宪政定位和权限划分为依据,以人大的转办督办为核心,以行政机关的信访监察为主力,以检察机关的权力制约为保障,才能构建起我国法治、科学、完备的信访制度.     

经济法治:政府与市场的规范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确立经济法治.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治思维的束缚,从而影响了其应有的活力与效率.因而,科学合理地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亟须重新考量并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权力予以控制,对权利予以保障和救济,以进一步摆脱“人治”思维;同时,依靠依法治国理念处理和协调好党、政府、市场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综合利用公法和私法,构建和营造能够确保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法治框架和秩序环境.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公民法律意识与信访制度法治化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信访制度遇到了无法回避的境遇和问题.事实表明,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导致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缺失,而这一缺失又成为"信访高峰"的深层文化根源,因此,我们必须积极重塑公民法律意识,从而推进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为建立和谐社会和法治秩序提供保障.     

民国时期灾民的权利保障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民权利面临巨大风险。为了更好地保障灾民权利,学界以及政府中出现了国家救灾责任和灾民权利的思想,政府也构建了灾害法律框架,并设置了救灾专项资金和专职的救灾机构。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灾民权利保障的现实与理想、实践与制度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浅议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近年来,我国信访持续升温,2003年出现了信访洪峰.在信访案件不断增多的同时,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也日益显现.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理论界对其改革方案主要有三种:强化论、弱化论和取消论.通过对我国信访制度缺陷和现行信访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访制度的完善必须走规范化、法治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