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城乡与阶层差异研究

基于Raymond (2009)的代际流动性测量方法,文章构造了一种新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它具有一些良好的数理特性,突破了这两方面的限制.然后应用CGSS调查数据,利用该指数分析了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发现:(1)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依次递减;(2)城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高于农村,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3)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差异不明显;(4)我国整体的代际教育流动性略有增加.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质量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和趋势,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主要是源于中间收入阶层在相邻阶层短距离位置变动,而两端收入阶层则相对封闭,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倒"U"型趋势特征;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子代收入的改善,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持续贫困率和持续富有率较高,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偏低。     

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利用CGSS提供的中国28个省区微观调查数据,应用Atkinson回归模型和转移矩阵两种度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年的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在不同的分类下流动弹性并不大,其中城市的流动高于农村;东、中、西部的流动弹性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利用转移矩阵对流动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总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有一种保持效应,即从最低等级转向高一等级的概率较小,从最高等级转向低一等级的概率也较小,总体的不同等级间的流动性较差。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的高低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收入流动性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结构与流动趋势,研究发现:总体上居民收入流动性在下降,农村与城市的居民收入流动性均是先上升后下降,这与我国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走向趋同。农村居民脱离贫困的概率大于城市同期,但农村居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的提高,这与收入水平的波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再议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个体决策的研究

从西部农村劳动力个体转移决策的角度,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Logit回归,研究可知,劳动力自身素质、外部客观条件和个体偏好是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西部农村家庭收入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最主要的原因.通过建立收入敏感指数、家庭经济压力指数、个人能力指数和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指数及其阀值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进行类型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存在76.93％的非理性转移,未转移劳动力中存在64.3％的未转移富余劳动力.     

大胆改革，重组分配体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是利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之关键

 政府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两种方法可以有所作为,一是直接通过财政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可以与增加投资一样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可在形成消费者收入的源头上,通过改革措施,产生较大且直接的影响,从源头上影响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最终通过消费者自发的消费行为,达到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本文主要从第二方面探讨调剂收入分配的渠道和方法。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阐述农村产业结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农村产业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角度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以江苏省为例,选用农村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考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状况,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加快。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卷调查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 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年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不同、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村劳动力缺少就业技能"和"缺乏农业技术与资金"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力较弱,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但对国家实施的三农政策比较满意;"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对农村居民不公平的主要表现;"贫富差距过大"是阻碍经济效率的主要风险;"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构建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借助2003年全国31个省区截面数据从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示二元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1978-2007年二元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增长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刺激作用会增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问题,关键在于及早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分析——来自中国1728个县（市）的数据

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是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包容增长及建立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鲜有文献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的因素。鉴此,采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分析方法,使用来自中国2006—2009年1 728个县（市）的数据,以金融排除指数（IFE）为衡量指标,对中国农村金融排除收敛性进行分析,并对影响农村金融排除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条件β收敛的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各个县（市）金融排除总体存在σ收敛并表现出明显的β绝对收敛特征;在控制了地理位置、人均GDP、城镇化比例、受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技术、就业率和商业环境后,中国农村地区金融排除表现出条件β收敛;东、中、西三大地区不存在俱乐部收敛,东、西部地区呈现出发散,中部地区表现出收敛。以上结论对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城乡居民储蓄行为差异的实证研究

城乡居民储蓄行为差异的实证研究周伏平王美今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ｈｏｗｓ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ａｖｉｎｇ（ｏｎｌｙｒｅｆ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ｓａｖｉｎ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ｎｏｔ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