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话语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是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展开多层次的理解与诠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手段、目标、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话语认知.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逐步勾勒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雏形.以概念史为视角深度挖掘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探寻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梳理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与不足,可更好地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经验遵循与现实启迪.     

"十七年"农村小说话语的分层与配置——以《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中心的考察

"十七年"农村小说普遍存在着显性的政治话语与隐性的民间话语分层与配置的情况,但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分别代表了话语组合的三种方式:《三里湾》是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有限融合;《创业史》是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深度融合;《山乡巨变》是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层结合.这些"差异性"的产生既与作家的主观因素有关,又与时代的客观因素有关,真实反映出了作家创作时的矛盾和焦虑心情.顺便提及的是:民间话语的开放性遏制了那个时代作品中常见的过分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路径遵循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指导、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演变、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现实要求的三重逻辑而生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系列党建话语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以"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为基本内涵意蕴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新时代构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为指导、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加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路径遵循。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在革命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现实语境这三重语境不同的结构作用形势下,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文本为代表的公共政策话语,呈现出一种革命话语取向和公共政策话语取向交互存在的结构化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游戏的政治 话语的行政——后现代视野中的政治与行政

现代政治是一种理性政治,而后现代政治则是一种游戏的政治.游戏政治是一种交往或话语的政治,并只呈现一种"游戏"性质除了对话、协商一致外没有其他任何必须服从的原则,其主要角色是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也有其独特含义.游戏政治对传统的以政治行政两分、官僚制和科学管理为主要理论的行政模式产生冲击,要求一种话语行政与之相应.     

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

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空间和话语：东北文化与萧红的文学创作

萧红具有独特的空间意识,她感知和描述外部图景的话语方式折射出东北文化的精神魅力。萧红及其文学创作彰显了东北地域文化对于文学史建构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在于：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集体逻辑，试图渗透并掌控个体的一切私密性空间；另一方面，情爱作为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原发性力量，具有冲破压制、颠覆革命的功能，从而又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革命的反讽与消解。造成革命文学情爱描写悖论性的原因，是左翼新兴的“革命”话语与“五四”人性话语共同“在场”与对话。而正是这种对话与张力的存在，使得革命文学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蒋光慈创作中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主导

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是蒋光慈文学之笔活动的舞台,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体验、生存体验是其日常生活话语中两种基本的类型.以革命话语主导日常生活话语,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体现革命价值观,是蒋光慈创作追求的目标.消除日常生活话语的影响隐藏着蒋光慈的焦虑,他把对人物思想感情偏向日常生活化的焦虑压抑在作品深处,呈现在读者视野内的是正面的引导,这种压抑是对信仰的坚守.     

"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话语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有效媒介.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在道德上被国家赋予了神圣性.在政治实践层面,"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得到了满足,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民"的尊严、地位、身份、贡献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未来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起到巨大作用,还在于"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有效地利用了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的力量.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复活的城:革命语境下的中国新诗都市话语分析

在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中,革命语境制约着中国诗人对都市的感知.在革命视角下的现代都市表现呈现出双重属性:现代化标志与罪恶性深渊,"母亲"和"妓女"的二重形象成为革命诗歌经典的抒情模式.都市"复活"的神话构成其主要的精神指向.新诗的革命话语与都市话语的复杂联系与内在矛盾形成中国新诗发展的独特景观.     

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

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众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藉以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话语平台。当代中国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来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借助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和判断,而且有助于生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难题。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阶级话语嵌入与农村价值观念变迁——以北京郊区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阶级"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重要表达机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在1949-1950年的京郊土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通过"诉苦""翻身""生产"等阶级意识教育与阶级话语嵌入,成功推动了京郊土改的开展,实现了农村基础的再造。阶级话语的嵌入,使农村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话语结构和生活规范,农民阶级本性、政治身份和国家观念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