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死亡意象内涵新探

中国现代小城小说里有大量的死亡意象。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文本里的死亡意象既是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又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痼疾的暴露与批判,也是关于生命和自由的伦理叙事,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对民族命运的探寻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呼唤。死亡意象承载了丰富的文本意义。     

贾平凹小说意象叙事的文化价值结构研究

创作主体的价值认知体系和取向对于其小说叙事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价值观决定了作品稳定持久、个性鲜明的叙事风格,两者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此考量贾平凹小说一贯坚守的意象叙事,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的基本精神决定了其创作的基本艺术思维方法,即意象艺术结构和技巧,重估区域文化是他的文化意象叙事的起点,整体哲学意识决定了他意象叙事的成熟阶段为整体意象叙事,混沌世界观决定了其意象叙事的最高阶段即混沌意象叙事。从文化和叙事两个传统角度看,贾平凹小说的意象叙事既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又是传统民族叙事的合理的延伸和创新。     

民族性叙事与隐含作者的多维立场

民族立场、民间立场以及时代立场是少数民族叙事小说中隐含作者进行写作的基本立场,这三种立场使得作品在身份认同与构建、塑造民族形象、建构民族心理时必然采取多种叙事策略技巧以凸显民族性,从而使作品富有民族气息和时代特征;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反思,对于解答少数民族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技巧等困惑具有重要价值。     

论陈凯歌影片的意象创造

陈凯歌执导的影片不仅具有精心铸造的叙事话语、声画语言和个性风格韵味，并且运用事物相反相成的规律，反思传统文化和人性，完成影片意象美的创造，体现出主创者在电影创新与审美追求上的起步、腾跃与求索。     

追寻“生活的真相”——《远航》中的意象叙事探析

《远航》被普遍认为是伍尔夫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婚姻前景与死亡结局所形成的矛盾情节引发了评论界的焦虑。从与情节叙事并置的意象叙事入手,分析文本如何将婚姻与死亡呈现为女性内心互为关联的"生活的真相",为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自我发展开拓空间。     

少数民族小说叙述可靠性与民族身份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中叙述可靠性与民族身份认同、构建存在密切关系。少数民族小说叙事呈现出不同的叙事交流方式,可靠叙述往往体现为单向度的叙事交流特征,不可靠叙述则因增强了文本的交流对话特性而呈现出丰富的交流层次。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大多采用可靠叙述的形式展现民族身份,表现本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的民族习俗、风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可靠叙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小说的重要叙述方式,少数民族小说常常采用有缺陷的人物充当叙述者、二度叙事等叙事策略展现出作者对于民族身份的反思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建构的探索。     

殉情文学的叙事模式与寄寓性意象建构

中国各民族以"殉情"为母题,以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为背景,创造了经典的殉情文学作品,"美的毁灭"产生了巨大的悲剧力量与审美效应。殉情文学多是"累世层积"的成果,是劳动人民与文人共同创作的艺术结晶,其叙事模式是相似的、程式化的,即"相爱—阻碍—反抗—殉情","殉情与合冢"是最核心的叙事元素。受中国传统审美价值取向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文学表达的影响,各民族殉情文学在结尾均基于本民族文化进行了寄寓性意象建构,使得殉情主人公"社会人"身份消解,在"彼世界"获得重生,实现了永恒的自由与幸福,从而结局"圆满",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殉情文学的经典审美范式。     

《追风筝的人》风筝意象解读

本文从民族精神与道德传承、社会文化变迁与伦理关怀等角度深度解读《追风筝的人》中的风筝意象,在这部文学作品中风筝意象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是一个承载多元隐喻的载体。     

典型向意象的流变——新时期小说叙事的重要转向

综观新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意象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流变趋势。其中小说创作中意象的集中出现和写意倾向的增强,是作家们有意识的追求,体现其各自的创作理念,也展现出叙事文学创作方面新的征兆与不可忽视的潜力。相应地,以现代原型批评理论和方法为主,综合运用其他相关研究方法,深度分析探讨小说叙事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及其置换变形现象,从理论批评的侧面显示出新时期叙事文学观念的变动,揭示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特征以及与建设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关系。在此,贾平凹反复提及的写意、意象、水墨画的叙事文学可为典范。将上述现象置于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则可看出从西方借鉴的典型范畴和观念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在新时期发生的向意象的流变所具有文学思潮史的意义。     

表征与隐喻: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疾病书写探析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有大量的对各种疾病的叙述和描写。在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对疾病的叙写不仅是对疾患的确指,而且具有象征意义与隐喻功能。疾病往往与国家民族的痼疾和社会现实的颓然相关,被赋予了一种现代化的书写方式与现代性的思想内涵。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疾病叙事关涉国家、民族、阶级、人性等多种叙事因素,蕴含丰富复杂的文本内涵。     

死亡恐惧的消解及其反英雄主义——贾宝玉论之四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小说以深刻、冷峻的叙事策略写出了贾宝玉令人惊悚战栗的死亡意识和反“英雄主义“的文化方向。他毅然抛弃了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死亡道德化和伦理化的追求。这样的表现,充分表达了贾宝玉死亡恐惧的消解。由此前进,贾宝玉彻底走上了反“英雄主义“的道路。贾宝玉从本质上拒绝英雄化,以从根本上否定扬弃男权文化作为批判的武器,以歌颂女性的清纯和美丽反衬男性的卑琐恶浊,由此展开了对男权文化的清算。     

乡 关 何 处——论《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形象

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成功塑造了高力伟这一新时期留学海外的知识者形象,在百年中国留学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小说的表层叙事是高力伟在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对于本土文化的坚守;深层叙事是高力伟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则与他东方式的自我意识有关.高力伟形象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透析生活史研究在古德森教师研究中的角色

生活史研究已日渐运用于当代教育研究中。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艾沃·古德森不仅较早地将其用于课程研究，还更多地用于教师研究。文章考察了古德森不同阶段的教师研究，分析了生活史研究在教师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教师生活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为在"中间地带"建构理论提供资源；为促成教师"叙事学习"和"叙事教学"场域奠定基础。指出运用生活史研究是古德森教师研究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背后有其对教师深刻的社会关怀。这一思想在其教师研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对我国教师和教师教育研究者及实践者而言，有诸多借鉴意义。     

圣经文本烛照下《店员》的叙事模式探析

以圣经中耶稣的人物叙事模式为原型,结合犹太文学“负罪一赎罪”的主题特点,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了该作品中人物叙事模式的特点,揭示了作品中主人公由死亡走向复活的人物发展模式。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生命的缺憾与自慰——论鲁迅的家庭伦理经验与叙事的悖论

家庭伦理经验中个体生命的缺憾曾长久地压抑着鲁迅,促使他在文本叙事中寻求自慰.生命的缺憾与自慰维持的紧张关系构成了鲁迅家庭伦理叙事的内在机制,在文本叙事中以悖论式展开,纠结着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爱与恨的分裂和对抗.论题结合文化批评、传记批评和叙事分析、心理分析,立体式的展现了鲁迅的家庭伦理体验和文本叙事的同构互动关系.     

在冲突里走向人性的单纯和坚守——试论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胆小如鼠》

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我胆小如鼠》具有相同的叙述结构,都以一个轻度弱智者的视角,描述人们对他极尽嘲弄之能的事件。小说中对应的人物及其言行,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人与他所生存世界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性中单纯与坚守的力量。     

爱情的本真状态是生活——论何顿小说集《青山绿水》中的爱情叙事

中篇小说集《青山绿水》清晰地体现出何顿擅于讲述爱情故事的文学创作才能。何顿将这些爱情故事聚集于黄家镇这个地方,通过回到生活现场,以冷峻的笔调,生活化的语言,运用多种叙述方式,细密地呈现出底层市民群体的情爱姿态。何顿通过对底层市民群体爱情问题的关注,不仅写出了城市底层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残酷,还从生活的角度,对悲剧产生的时代因素和人性内涵作了形象化的挖掘,让我们从人性的视角理解到生命哲学中的朴实意蕴。     

从“事实世界”到“思想世界”——柯林武德的历史叙事论

20世纪20年代,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反实在论的转变,这种转变影响了他的历史叙事理论。他将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先验的想象",蕴含了叙述者的视角和目的论,凸显为历史事实的组合功能。在真实性方面,他超越了用"事实世界"检验个别事实的真假,而代之以"想象构造的网",藉此融合"事实世界"与"思想世界"。另外,他反思了一种构造论的历史证据观,阐释了它的伦理内涵和史学方法论。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