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主体间冲突及其协调

国家与社会力量对城市社区的共同介入,培育了社区治理中的各种行动主体,进而塑造了基本的社区治理结构。由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原因,社区治理隐含着结构性紧张,治理主体间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冲突。本文以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理论为视角,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主体间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实践逻辑,尝试性地提出协调冲突的原则和方法。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民间力量与社会和谐

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检视和反思,可能再一次触及传统的西式理论困局。同时,也可看到这类理论困局的现实折射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这表明,我们所持理念、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会预定不同的行动选择和实践取向。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观点,"国家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当是"合作的三维"。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过程,而是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转变

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公共管理理念的回归和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中介机制和功能的发挥 ,正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有效拓展了公共管理职能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农民群体的变化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农民群体的变化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葛志华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载体的，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正式解体，农村社会经济力量进入了...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两难境地

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世界经济中心地带的产业向全球经济边缘地带转移,从而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竭力以本国利益来主导经济的全球化,又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按市场原则融入全球化将面临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无须讳言,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实践都处于两难境地:不能脱离与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市场的联系,而完全靠国家力量孤力地建社会主义;而完全按市场原则融入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社会,则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这样,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残疾人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的再考察——以南京市肢残人为例

国内已有的对残疾人社会排斥的研究存在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的断裂。面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或强调结构或强调行动者,或强调集合体或强调个体的研究状况,布迪厄主张同时考虑行动与结构、集合体与个体行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将国家、社会与残疾人个体的诉求结合起来,进而同时考虑了残疾人面临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凸显了残疾人如何能动地发展出一系列谋求社会支持与福利的行动策略,进而实现回归主流的诉求。     

国家、社会抗争与政治机遇结构——基于文本的分析与评述

社会抗争理论假设国家是决定抗争兴衰成败的关键行动体,而政治机遇结构将抗争与国家关联起来。国家中心论假设抗争结果是由国家政体和国家力量所决定,但没有具体阐释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抗争的。本文从国家与抗争变迁的关联性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在政体既定的一国体制内,国家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处理社会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理解抗争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关联。     

论权利的市场塑造——权利法定的经济学解析

从实然的角度分析发现,人的权利通常具有三维的结构:权利意识、权利能力和权利资格.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以它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约塑造着具有三维结构的权利,人的权利因此形成.同时,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以自整合的经济力量控制国家,并强制国家将市场塑造的权利予以法律上的规定,而使权利法定化.     

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重建

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依附于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其计划体制中的权利被剥夺,同时市场体制中的权利远未兑现,利益受损的工人以集体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强烈的不满,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获得自主性的权利意识并成为劳工力量重建的重要资源。劳工力量重建既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工人与国家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而两者的相遇则孕育着国家制度成长的契机。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国家与产权:一个悖论?

国家与产权的关系决定着一国的长期经济绩效。国家介入产权内生于产权排他性对强制性力量的需求,起初,维护产权排他性的力量是通过各种社会机制提供的,但产权的演进最终将这种力量安排由国家来提供。但是,国家成为强制力量的合法垄断者以后,它可能维护产权,推进经济发展;也可能侵害产权,引起经济衰退。因此,对国家进行有效约束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但产权对国家的有效约束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

近年来学界关于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往往运用源于西方社会一般性的集体行动理论展开解释,忽略了单位制背景下单位人特殊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H厂的个案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人的单位人身份,其行动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单位化的行动。对特定社会结构空间的考虑可以弥合集体行动研究中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不同取向的差异,故一方面,典型单位制共同体式的传统与其分化中的变异构成了这些行动的历史背景与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国企工人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也形成了应对国家与市场的行动秩序,不断瓦解着曾经引领共同体辉煌的集体意识,并预示着典型单位制走向终结的命运。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以及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启示

西欧主要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后,纷纷步入晚期资本主义,贝克认为个体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以及教育、劳动市场、社会流动的社会情境下,个人逐渐从阶级、核心家庭、性别地位等社会预设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成为其自身生涯的书写者。尽管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面临着自我选择的机会与风险,但个体化冲击并瓦解着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个体化理论重新界定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与传统的断裂,阐释了社会变迁中行动者如何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作出选择。在我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家庭领域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责任、养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变化,在关于现代化的各种理论中个体化理论对于理解这些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