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与新世纪文学的"底层"转向

在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潮中,贾平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中,他是对底层文学感兴趣的极少作家之一,同时在"底层文学"中他也具有特殊性,与"底层文学"中大多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他的《秦腔》、《高兴》都是长篇小说。在关注底层的同时,他也在"民族形式"上进行探索。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前创作的面貌,贾平凹的创作,既建构了底层的主体性,也建构着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论贾平凹早期创作风格及其转型

贾平凹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走过近五十载创作历程。有当代中国文坛“常青树”之称的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及文艺界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与“新时期”文学同步,其创作史上第一次转折即出现在1977年前后。考察此阶段贾平凹的文学风格及美学转向,对探究其中后期美学风格的生成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思潮和文学场域有重要意义。     

启示与思考——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所引发的

从地域生态文化视域,并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对陕西作家的创作进行审视来看,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标志的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他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深植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故土的地域文化;始终关注现实,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坚守艺术精神和纯艺术的道路;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

贾平凹以其《废都》等文学作品,创造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与商业的神话,并且这种神话越来越显露出了其复杂的面貌。于今天重新审视贾平凹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它具有当代中国文学建构与发展历史的意义：背负着精神重负,贯彻着文学整体观,同时,还在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     

苏童的文学史意义及其问题

苏童作为"先锋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通常被放置在"先锋"群体中予以论述,但从近30年的文学流程看,"先锋"并不能涵盖他的创作实绩,而且,30年过去了,一个作家与他的时代、与文学史错综复杂的关系,应该是可以梳理的时候了。本文以苏童为个案,试图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现场,进入苏童的创作历程、小说世界、精神诉求,尝试探讨苏童的创作对于时代和文学史的意义、价值,并通过这种梳理和钩沉,透视一个时代文学写作的精神症候。     

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需要超越历史和政治局限,关注台港澳文学的复杂形态以及与大陆文学的内在的联系.把台港澳文学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是对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也会对文学史分期的构想产生影响.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总体文学史与民族经验的多样性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少数民族文学内容不足的原因进行探讨,重点讨论当下文学史思维的方法误区,分析制约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的两种心态,强调将"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文学史写作的意义,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母题、类型、故事形态的演变和传播路径,主张文学史写作的新思维.     

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景观(如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同志文学、酷儿写作、旅行文学、饮食文学、网络文学……),它们构成了对既往写作模式的颠覆,开创了新的写作范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颠覆, 是20多年来台湾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走向.本论文主要就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同志文学--酷儿写作几种现象进行简要论述,衡定其文学价值,研讨其与既往写作模式的关系,阐释其"颠覆之美",同时也提出这些文学现象在进入台湾文学史时宜采取的写作策略,为台湾文学史的构建开拓新空间.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     

清静本性的迷失与追寻——论《浮躁》的佛教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从《浮躁》的时代精神中人的困惑到当今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贾平凹用历史的眼光从积极的意义上运用佛教精神，使佛教文化发挥着它相应的社会效应。也正是这些，使佛教文化重新登上文学的殿堂。     

论老舍的演讲与其文学观念的关系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巨匠,又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其演讲常结合文学的现实问题和自身创作而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是老舍文学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老舍文学思想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而演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舍文学观念表述上的全面和成熟。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     

在限制中自由--论李健吾对古代文论的承传与转化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厚滋养并进行有机转化,是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中尚需深入的部分.李健吾作者中心论的批评观导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言志"的文学观,自我潜入的批评策略则秉承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正是依凭着中国古代文论扎实的本土资源与对西方文论的圆融汇通,李健吾文学批评获得了自由高蹈的独特型态.     

苏雪林文学批评之比较方法的运用

在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中，比较手法的运用是极为显著且常见的。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积淀，西方文学文化的深刻熏陶，使其比较之法不仅仅涉及到同时期、同流派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更有以古典文学为借鉴的古今比较，及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的中西比较。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苏雪林的评论中处于一个广阔而又立体的环境中，这一方面突显了苏雪林的敏锐观察力，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西纵横交错中的独特魅力。     

泰纳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泰纳的文艺理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肇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洲大学中成为主流,并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他著作中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琐碎考证的过度重视,进化论中的决定论倾向,使得在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一些弊端,但泰纳是复杂的,他的影响仍在继续。     

释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胡适的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起了开路和奠基的作用,其据以立论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科学进化主义以及中西文化、文学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由此奠定了他的文学观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他描述的"文学进化"的规律是语言形式的进化;不同民族文化、文学间的交流碰撞,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胡适与"重质轻文"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更强调语言的变革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观点极具实践价值.胡适文学思想的局限性是过分讲究"实用"而理论含量不足;过分强调向西方文学学习,而对本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具体性和丰富性的认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