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型政府视阈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步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价值,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让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运行,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改革新思路。     

生态文明善治型政府建设及其法律规制

生态善治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法治、有限、服务、生态政府。遵循法治、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权责。把政府间生态文明建设利益纳入法律控制机制、违宪审查权力制衡轨道,并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是金融制度建设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国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演变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权力呈现出的扩张态势、金融权力关系变迁中的政策主导性以及金融权力结构关系的失衡是其主要特征。这与金融发展的地方化趋势、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法律调整的"空缺"有紧密关联。优化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结构,应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实现中央统一监管下的差异化授权;平衡兼顾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利益诉求,形成权责明确、权责相称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健全完善立法,填补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关系的法律"空缺"。     

地方政府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管理创新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发展型动机和压力型动机,地方政府应该进行电商发展中的政府管理创新,而中央试错型创新的诱导,更是将地方政府创新由“应该”催化为“必须”。文章以福建为案例,提炼了电子商务发展中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两大方向:一是应重视七个方面的政府管理创新,二是应把握两个原则科学运用政府管理创新工具。这两大方向的归纳对现今地方政府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管理创新探索具有现实和理论的意义。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治国模式与法治理想

群体治理有三种模式 :纯粹武力统治、人治和法治。法治是理想 ,依法治国是战略。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和政府 ,客体国家包括党、政府和人民。治理有三种含义 :对党是内练苦功 ,外守法纪 ;对政府是制约权力 ;对人民是提高素质 ,当家作主。“政府推进型”的风险主要来自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与本土法律传统的内在冲突。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法治生成的主要场域,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法治发展的路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细胞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下,地方的主动性是城市法治发展的核心驱动。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在没有法律的情形下,各地展开"试点"工作,地方先行先试;另一方面是在国家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下,各地以"变通"为实践方式,地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在法治建设中,受到体制因素、利益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塑造出我国各个城市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特征。     

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及其领导人发起实施的大量政府创新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地方地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中,官僚制受双重制约,在横向与纵向的结构关系方面体现出控制、封闭与依附等特征。三者构成分析地方治理行为的一种分析框架。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具备上述特征的制度激励,而在创新过程中有短期效益,但长远效益堪忧。     

过渡时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博弈及其经济效应

中国渐进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向地方行政性分权战略,形成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格局,造就了地方政府独立的经济利益。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再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对等博弈主体角色。地方政府业已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目标取向的经济主体,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不仅对经济资源在二者间的分配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格局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间接的经济效应。     

法治政府的目标体系及建构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

法治政府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核,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法治政府建设思想体系完备、内涵精深,是我们党依法治国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法治政府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措施,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要加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行政行为公开公正、建设廉洁和诚信政府。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若干理念辨析

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需要新的理念支撑。"公民社会"的提法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据,甚至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体两面的,它有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建立法治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不仅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要求提升其服务能力,同时还要求建立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强的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方向应当是构筑"强社会、强政府"。自治民主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缺陷,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保障和促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自治。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是依法设立权限、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体系。法治政府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有限,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以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基础,其根本表现是服从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利、认真看待程序、认真面对司法。     

外部性:政府采购立法研究的新视角

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常常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成本或收益,即政府采购法的外部性。政府采购法的外部性,导源于现代社会政府采购立法的决策过程、政府采购立法所拥有的“派生的外在性”以及政府采购立法过程的信息缺失。内在化政府采购法的外部性,须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政府采购的立法权,完善政府采购立法程序以及建立政府采购立法损害补偿制度等。     

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在层级结构中存在着层级过多过乱、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随意性大、权力导向过于集中等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类型结构中存在地方政府类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设置多沿袭历史传统、缺乏科学设计成分、多考虑政治与行政需要,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的需要等问题。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改革的基本路径有:逐步精简地方政府层次、采取“虚省实地”和“撤镇强县”;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这里拟运用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建构,进而探讨协调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间博弈关系的主要对策,指出中央政府要作好宏观调控的定位;规范政府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素质培训;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争取利益“双赢”。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