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昌耀诗歌的力量美

昌耀作为西部高原哺育的“诗人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处处显示出一种力量美,这种力量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内在的。通过力量我们可以领会苦难的诗人置身苦难的世界中的那种苦难的生命意识,进而了解诗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人生追求和艺术理想。     

生存与孤独——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孤独意识

狄金森的诗歌表现出诗人对生命的孤独体验:信仰上不入流,尝尽分离及死亡带给生命的失落感;而作为女性,狄金森也深深感受到在父权制社会及父权诗学中所遭遇的身份焦虑.孤独带给诗人疏离感及痛苦,但同时也成为她追求精神自由、保存个性的一种策略,为美国个人主义思想做了新的诠释.狄金森在孤独中选择了另一种言说方式,以此挑战男性的主流话语权力、伦理规范及美学标准,从而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及世界的独特思考和顿悟.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身份冲突中家的建构与功能——余光中诗歌"家"的文化学阐释

家的建构与认同是余光中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余光中诗中的家园意识表现出了中国此前诗歌中从未有过的复杂性与现代性.它不仅指涉着离家与思家之苦,而且也指涉着无数大陆人被集体放逐于台湾孤岛后再被放逐于异国的漂泊之苦.家对于余光中诗中的漂泊者而言,不仅意味着一个安身立命的避风港.而且也意味着它能为漂泊者的身份找到意义上的确切地位与归宿.     

李白诗歌中的悖论法则

一千多年来,李白诗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不仅因为其内容和形式的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纵情狂放;更因为其中所透露出的灵魂的煎熬、苦撑,长歌当哭的悲怆。李白的诗歌无疑是继屈原之后,把诗歌推向哲学意义,生命的更深层次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放逐之中体会生命的漂泊意义,又在一次又一次的醉酒中忘却生命的跋涉,沉醉于生命的无奈。本文试图从超越之心与人在路上;自我否定中的人格高扬;豪迈之中的悲怆三个方面来阐述李白诗歌中的悖论法则。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论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系统

"象征",在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派诗人那里,被赋予了超越诗歌修辞学层面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有着和"生命"、"存在"同等的意义."神"和类"神"意象、"肉体"、"野善"是其诗歌意象系统中最富代表性的象征性意象.从诗歌基本层面的"意象"入手,勾勒穆旦诗歌的象征性意象结构系统,并探知其诗歌的内在精神世界.     

西渡诗歌的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

本文从形式出发对西渡诗歌进行修辞学批评,以探求其文本的意义建构而不是意义表现.叙述,对于西渡来说不唯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形态.西渡诗歌叙述的结构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同时,思辨在叙述的节奏内鼓荡奔突,给文本注入沉重尖锐的价值观和命运感,表征出诗人对历史丰沛的想象力.对西渡诗歌的个案批评可以阐释当代诗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探析出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间张力营建的枢机所在.     

走向文化综合——论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创作

郑敏1940年代的诗歌如同九叶派诗人的诗歌一样具有一种文化统合品格,同样表现现实,但她关注的是人性的现实,是艰难世界中勇敢面对艰难的人性力量;郑敏的诗以哲理见长,其诗既依托一套完整的现代生命哲学体系,又深深地植根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从而在思想知觉化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韩愈虽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关于天命问题的系统理论，但他着重从“天人相仇”的角度充分说明了人类怨天情绪产生的现实根源，为文人诗家抒写因人生坎坷而引发的愤懑之思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依据。受此影响，韩愈的不少诗歌作品在抒发感激怨怼之气的同时，往往诉及上天，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情感力量和批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力度，并且深刻地影响着韩愈诗学审美思想的形成，改变其观察社会、审视自然的眼光和心态，改变了历来诗家重在刻画自然之美的创作传统。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 87 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内圣外王之辨及其当代价值——对一个学术公案的迟到解读

本文旨在对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解读。该书对于学术界过分偏向心性之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确有纠正之功。但其对于儒家内圣之学缺少同情的理解,以致要求放弃内圣外王的理想,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留下了根本性的缺憾。     

王维“闲”“空”意趣的禅学再确认

追求“闲”、“空”之趣是中国传统自然诗的一般特征，陶渊明和王维是典范作家。但由于王维深受禅宗义理的影响，其“闲”、“空”之趣的生成方式较陶渊明还是有所不同。其一，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审美观照方面，王维突玻了陶渊明“非A即B”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由“非A非B”到“即A即B”的模式。其二，在这种模式的引导下，王维诗歌也一改陶诗的“去俗”之趣，以“合俗”的姿态来对待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而表达一种“不言言”、“不物物”的真意。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东阿于氏及其亲族苫山刘氏文学成就简论

东阿于氏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显耀的文学世家,其代表人物即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世称"于阁老"的于慎行。其父于玭、母刘氏、兄于慎思、于慎言皆博雅多才,善长诗文。于氏之学受其亲族——东阿苫山刘氏影响极深。于慎行曾外祖父刘约、外祖刘田及弟刘隅皆中进士,学博才高,亦以诗名于当时,并创办东流书院,为于氏父子兄弟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