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儒者的政治狂情——以明儒王艮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一个平民儒者,秉承着儒家学者一贯的政治情结,在其哲学思想里对于政治问题予以了热烈的关注.王艮的政治关怀,从思想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期盼实现"万物一体"的合理政治秩序能够继上古三代社会之后再次重现;强调"安身"、"保身"是家国天下等政治事务的根本,将治世的问题化约为治身的问题;倡导"大成师道"学说,认为儒者应该用"圣人之教"来教化君主和万民,通过教化社会、参与政治来实现儒者的救世使命.     

牴牾与互补——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

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抛开论争的火药味以及意气之争,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鲁迅是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梁实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二者的观点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柢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是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共同完善了对人性与阶级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思考.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论子夏对孔子之“学”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论"学"丰富而精彩,子夏在此基础上又有重要发展:由"修己以安百姓"到"学以致其道",明确了儒者为学之目的论,点明了儒者的存在价值及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由博学、好问、多思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提炼了儒者为学之方法论,其"博"、"问"、"思"与"志"、"仁"并提,实现了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结合、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由"兴于诗"到"洒扫应对进退",丰富了儒者为学之过程论,日常之"行"成为"成人之道"的开始。但在儒者为学之境界上,孔子之"乐"与"不愠"为"心战"与"色变"所取代,这是子夏之"学"的最大不足。     

熊十力《儒行》诠释中的经世意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用相当篇幅诠释了《儒行》这篇儒家经典,并认为其思想贯穿群经,以此为起点读经,可改变当世士人的弊病,为救世治世打下基础。但现有的研究中对其《儒行》注疏中所体现的经世思想关注较少。熊氏通过自己的诠释,认为儒者非为柔弱之徒而应是勇猛精进之士,且常怀治世之心和报国之志,进德修业以造就儒者自立、刚毅的自信性格,使儒者在出仕为官之时能做到忘怀荣利、举贤援能、居安思危而有利天下,未仕居家之时亦可明职清分,助教乡里,辅助治化。突显儒者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论抗战初期梁实秋的自我调整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梁实秋便多次与左翼文人发生论争,特别是在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心态影响巨大,梁实秋便对自己战前所秉持的人性论作出重要的调整,特别是在"与抗战无关"的争论中,他部分地承认了文艺的阶级性,并赞成文艺以"全民"为表现的对象,与左派的文艺观念逐渐接近。实际上,抗战时期梁实秋等人与左派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在政治立场上,不如说主要是在文学功用观上。抗战初期梁实秋的自我调整无论原因何在,都对深入认识梁实秋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     

儒家与中国古代的"论德使能"制度

"论德使能"是指按照"德能"标准,考察、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思想或制度.儒家继承了西周的"论德使能"思想,提出了儒者为官与贤人治国的理念,发展了尚贤使能的为政之道,丰富了入仕者德能素质的内涵,改善了考察选用人才的方法,并将"论德使能"制度的重要性提到了关系社稷安危的高度.     

论明代心学中的反智识现象——从自然意识出发

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了重智与反智的两种思想倾向,而后者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宋明之际,陆王心学学者的思想与著述中表现出明显的反智识现象。他们普遍重视涵养心性,而对经验知识的探求有所忽视。明代初期,一些儒者对宋元以来的"道问学"传统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学宗自然、舍繁就约的为学路径。阳明心学兴起之后,"无善无恶"与"一切现成"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本质上是自然意识的深化。心学的严重"自然化"使明代的反智识主义得到了发展,以致很多儒者将古人所传的经典、知识当作糟粕,而一切经籍文字只不过是良知的注脚。     

梁实秋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

梁实秋以二元人性论批评“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自然人性论”,即酝酿着一个更为重大的论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关乎社会改造方式的论争。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现象,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体现的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艺术哲学。     

“独语”还是“对话”——从儒道比较看早期道者的经世品格

由于《老子》文本的文约义丰,致使后世的多向度诠释“遮蔽”了原创的本真,郭店《老子》的出土深化了学界对《老子》文本思想的认识。春秋战国之际的早期道者提出了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经世主张,他们虽然不像儒者那样致力于传道,但其理论的建构及言说对象和儒者一样都是各国的最高治者,他们不是一群离世的独语者,而是在与现实及现实的治者对话,甚或与儒者和公众对话,不过其心态比儒者多了些风度和从容,其思想具有的依旧是经世而不是出世的品格。     

宗教僧侣与世界文化——梁实秋在汉藏教理院演讲佚文考释

20世纪40年代初,梁实秋曾在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由该院学僧弘悲记录,后以《宗教僧侣与世界文化》为题发表在1944年出版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特刊》。《宗教僧侣与世界文化》这篇演讲佚文,是梁实秋研究资料中的一则重要史料,它不仅反映了梁实秋对宗教与文化二者关系的独特见解,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梁实秋"雅舍"期间的文学生活提供了新的史料。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新月的个体贵族文学话语”之二

虽然共同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新月派人员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观上都自然趋向于稳健、保守的新古典主义,但此文还是想力图呈现新月派文艺思想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纠缠的事实,特别是"新月"的"一双柱石"徐、闻的人生与艺术、理论与创作的不一致以及梁实秋文论的内在混乱,主要表现为:追求文学的艺术性与整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浪漫主义秉性及创作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矛盾;梁实秋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内在混乱和偏颇。     

“个人性”与“阶级性”——重审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

1928年发生的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学界已讨论颇多,不过论述多集中在双方文学观念本身,很少将梁实秋的个人主义思想背景考虑在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文学观念交锋背后双方在文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笔者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与其时新月派进行的人权论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梁实秋与左翼文学分歧的根本并非是与阶级性相左的人性,而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个人自由优先,还是阶级类集体意识优先,是造成双方文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梁实秋:现代文学史上的"反主题"批评家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点鲜明的批评家.在梁实秋早期对新文学的严厉批评中,即显示了其片面中又不无某些深刻的文学见解,他注重理性、标准与节制,强调以所谓"文学的纪律"来抑制浪漫的态度,反对感情决溃.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是梁实秋"人性论"的基本架构.他在20世纪30年代同鲁迅论战,暴露了其贵族化的立场,但他对当时"左"的机械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有的也切中肯綮.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梁实秋的文学观注定要被现代文学主潮抛弃.但作为一位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无论是得是失,他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其特有的痕迹.     

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

林语堂强烈批判将孔子神圣化的做法,认为孔子并非是政治思想代言人,而是一个具有民间精神的"思想艺术者";主张还原孔子本来面目,艺术化地将孔子书写成幽默、近情的常人;在中西文化交流语境中,孔子则被塑造成为一个既代表中国文化形象又彰显人性价值的中国人。林语堂通过发掘孔子这个儒者的道家气质,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活泼泼的、不同于以往的孔子形象,鲜明体现出他对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与崭新理解。     

科学文艺论在借鉴和论辩中发展——重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文学领域发生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阶级论"与梁实秋为代表的"人性论"的论辩。鲁迅在论辩中发表了长篇论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指出了新月社标榜"文艺自由"的虚假性与反抗专制压迫的软弱性,阐明了自己译介苏俄文艺理论的动机与目的,并对梁实秋用"人性论"否定无产文学的种种错误论点进行了辩驳。     

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面镜子——谈梁实秋灵性笔调下的散文魅力

梁实秋灵性笔调下的散文魅力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之美＂、＂人性之美＂和＂气度之美＂。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是构成梁实秋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启了中国20世纪现代散文独特思维与内在情感的审美书写,其丰腴而优雅的文调始终灌注着一种健康人生的旷达馨宁和睿智俊逸的生命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究梁实秋散文蕴含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的魅力,对于当下建构21世纪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指引意义。     

梁实秋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思想承袭自英美传统的现代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群落中.归属于文化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新人文主义矛盾地统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呈现出驳杂性和中庸色彩.尽管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不大,很多时候显得不合时宜,但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当时的激进主义形成互补态势,从而能以其独特的冷静与稳健为激进主义指偏救失,是一份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社会运行的理性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社会思想研究

春秋时期兴起的人事理性思潮,促使儒者对社会治乱之根源的探索转向人本性。儒者坚信,人心之仁、人性之善是社会秩序的合理基础,包含着遵守社会规范的内在自觉。仁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也是人际互动必须遵从的、体现的价值准则。个人天然具有仁爱之心、良善之性,从而能够遵从礼的约束和规定。儒者之礼已经从殷周以来的具有强烈象征的、仪式性的礼仪,升华为具有抽象的礼义,成为独立的、对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行动规范。这些规范通过个人培养和陶铸自己的仁爱、孝悌、信义等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人的品性修养和个人的行动意识。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内化的思想规范确保个人的理性行动,从而能够有效和合家族,由家族而邦国、天下,推动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