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演讲佚文《灵的文学与佛教》续考与补正

《灵的文学与佛教》是老舍在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演讲记录稿,最早于1940年12月刊载在佛教杂志《觉音》中,之后又历次刊载在《海潮音》、《正信》两种杂志中。但是,该文自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一直以《海潮音》的刊载文作为初刊文,并且在演讲时间的界定上,诸多说法不一。对《灵的文学与佛教》这则演讲佚文作续考与补正,一方面要更正其初刊信息,另一方面对演讲的具体时间作重新考察并予以新的材料补充。     

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

宋元道教总的特征是"圣"与"俗"的界限混融,宗教形态与社会生活更为深入、细致地融合.宋元道士与世俗之人的差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神圣"与"世俗"那样泾渭分明,一些道教中的重要人物甚至不是道士,道教教门教派自己并无明确的宗教组织意识,也不是自觉地在现实生活之外建造一个超越的世界.教理教义不再强调作为一种独立宗教的特殊的思想内质,而是立足于整体的社会文化思潮,在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与渗透中建立自己的教理教义,也不似前代道教那样有意彰显宗教的神秘性和无限性,而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建立符合现实世界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体现着道教的理身理国、陶铸民彝、推行教化的宗教精神.     

《抱朴子》的心身观念及其科学文化功能--兼论其与《神学大全》的思想分际

在我国现存的几大宗教中,只有道教是由本土的传统文化孕育而生的,故而它在教义、教理和教规上,与外来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相比差异最大,因此可资相互借鉴之处也最多。在本文中,我们分别以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和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一部》中的相关论述为例,对魏晋道教和中世纪基督教在心身观念上的思想分际及其对科学文化的交叉影响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     

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的文献学特点及其史学价值

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的文献学特点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汉藏史集》有关区外文化对吐蕃文化影响的有关记载,同时探究了作者所要展示的历史观及文化观念,指出该书的史学价值。     

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现象研究

松潘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区域.这个地区,以汉藏羌回四个民族为主要人口,集中了中国宗教的几乎所有型态,这些宗教形态不仅共处一地,甚至同居一庙,并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宗教活动--黄龙庙会,诞生了融合各民族宗教信仰的"黄龙真人"形象.这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宗教共存、对话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以及筹划这一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与管理等,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广泛的借鉴.     

科学文艺论在借鉴和论辩中发展——重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文学领域发生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阶级论"与梁实秋为代表的"人性论"的论辩。鲁迅在论辩中发表了长篇论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章指出了新月社标榜"文艺自由"的虚假性与反抗专制压迫的软弱性,阐明了自己译介苏俄文艺理论的动机与目的,并对梁实秋用"人性论"否定无产文学的种种错误论点进行了辩驳。     

黄山市女检协举办《我与检察事业》主题演讲会

本刊讯：10月24日，黄山市女检察官协会成立之际，为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女检协首次举办了《我与检察事业》主题演讲会，来自区县院和市院的吴健、汪琦、胡亚梅、章向梅、孙青青、倪良玉、郭铮、孙子燕作了精彩的演讲，其演讲的题目分别是《我与检察事业共成长》、《愿与法律结新缘，就爱检察这一行》、《终身献给检察事业》、《生命因你而精彩》、《无悔的青春，不变的情怀》、《检察官——我无怨无悔的选择》、《我与检察事业》、《续写检察事业新篇章》。     

春秋时期“誓”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依据《左传》《国语》等史料,春秋时期各类盟誓共计250次,其中"誓"有21次,通过分析研究这21次"誓"出现的具体语言背景、文化内涵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属于盟誓的"誓"也叫"约誓";二是为战前动员令的"檄誓";三是聘问过程中约束行人的"诫誓"。它们各自的使用条件、所需人数、所体现的宗教色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各有差异,而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亦各不相同。     

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

梁实秋和美国新闻处前总编华思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是早期《骆驼祥子》接受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任何资料中。这两篇文章不仅能避免接受者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的偏差与问题,更能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     

《东方圣典》中的《诗经》

187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其所译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之一《诗经》中具有宗教意义的部分诗篇结成一集,收入由其牛津大学同事马科斯.缪勒所主编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中的第三卷,《中国圣典:儒家卷》(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Texts of Confucianism)。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东方的宗教文化及其典章制度。但是,由于理雅各没有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做出明确定义,在编选本书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所选的篇章未免有些零乱。结果是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仍然无法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倒是理雅各对《诗经》中"天"、"帝"以及"上帝"等关键词语的翻译和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中西宗教文化的一个契机。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现代写作学理论建构者的开拓性功绩--论裴显生的写作学研究与贡献

中国写作学会会长裴显生教授对现代写作学理论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发展思路、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新世纪建设发展的目标与任务,逐步建构了“基础写作学”、“实用写作学”、“公文写作学”三大理论体系,对建设现代先进的写作理论文化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屯门地名考

屯门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地方,在唐代到清代香港古代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有学者主张古代屯门所指乃今日深圳的南头,并非香港的屯门。其实细考历史文献,证之于有关地域的地理特征,可以确证古代的屯门即今日香港的屯门。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体知"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面对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法,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体知"观念则更重在个体生命的修身成德和道德实践性的充分扩展,凸显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趣。作为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实践型智慧,"体知"重视内在的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而非一味地逐于外物;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体知"又包含了身、心、灵、神等不同的层面,在社会实践的场域中,不断地反思和重构已有的历史意识。就个体生命而言,"体知"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又是见证人类普遍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     

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

创建于19世纪20年代的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从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埃及学走过了从早期的野蛮发掘到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历程。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已经完全确立起来,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道德究竟是什么——对道德起源与本质的追问

道德是文化形态之一,弄清了文化的起源和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位置,就会基本上弄清楚道德的起源与本质。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道德作为指令性文化中的非正式规范,从属于广义习俗,是由原始习俗演化而来。原始习俗形成于原始人为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经验总结。道德虽源于习俗,但也存在差异,品质规范的出现乃是道德脱离习俗而独立的显著标志。所有文化之物满足的都是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只有道德是通过提供善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来为人的生存发展需求服务,其特定价值指向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的完善。因此,道德就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它受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推动,以善恶为基本评价词,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的需求。     

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

隋初,突厥乘王朝立足未稳之际,对边境屡屡构成威胁。幽州作为东北边镇,受到臣服于突厥的东北诸族以及亡齐营州刺史高保宁势力的威胁。隋王朝通过增强幽州的军事防御以及对突厥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有效抗击了突厥对幽州的进犯,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定。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上)——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剽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与陶渊明分别为美、中两国文学史中以"隐逸"著称的创作者和思想家,他们都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个人对于人生和时事的人文关怀.文章试从两者对"朴"的诉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结合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比较论述他们"隐逸"情怀的异同,探寻中美异质文化思想会通中所具有的精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