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也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寒士”

<正>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寒士”究竟指什么人?自郭老解释为专指穷读书人以后(《李白与杜甫》)215页),近年来不少杜诗研究者的看法颇有分歧。我觉得,诗中的“寒士”本来就是泛指一切受冷挨冻的人,不必专指穷书生。下面谈谈理由。不少杜诗研究者和杜诗选本,一般都把诗中的“寒”字释为“贫穷”的意义,这就很容易得出诗中“寒士”是专指穷读书人的结论。但我认为诗中的“寒”字并非表示“贫穷”,而是表示“寒冷”。“寒”的本义就是“寒冷”。这里是用本义;“贫穷”是其引伸义,但在这里与老杜措词的初衷无涉。这可以从诗的本身得到证明。由于茅屋为秋风所破,继而猛雨骤至,诗人长夜沾湿,冻不成眠,这在诗里面是说得够清楚的。“寒”字的前面已有“布衾     

元代散曲的“趣”

<正> 黄周星《制曲枝语》云:“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李渔《闲情偶寄》则曰:“‘机趣’二字,填词(指曲)家必不可少。……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中国古代的诗词虽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一入调笑,易成“打油”,故唐宋诗词中虽有诙谐滑稽者流,但毕竟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且为人所轻贱。而在元代散曲中,诙谐风趣却成了一种主导风范,构成了其特有的审美标准。任讷《散曲概论》说:“散曲之重俳体,出乎异常。”俳体之格势极多,制作不穷,几占     

一个小问题 纪念大诗人——再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吴乔在他的《围炉诗话》中说过如下的一段话:“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词如何?而后有得于古人。”这话有一部分道理。杜甫读诗,看来就非常细心,所以他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又对严武说:“把酒宜滌酌,题诗好细论。”(《敞廬遣兴奉寄严公》)都着眼在一个细字。不过,吴乔把读诗和作诗区别开来,仿佛作诗就不须心细,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杜甫作诗也十分细心,这就是他经常提到的“苦用心”。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读诗必须心细,那么读杜甫的诗就更要心细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幽默"裂用

“幽默”一词,众所周知,是由英文 humor翻译过来的,表示诙谐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它是一个音译单纯词,由一个语素组成,是不可以拆分的。可是,近年来裂开运用该词的现象越来越多。如:(1)一人追问:“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李宁又幽一默:“是因为怕老婆。而且亲热戏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边邓伟《我是王———李宁:从体操王子到商界英雄》)(2)“解释什么?”我幽他一默,“你外头另有女人?”(梁凤仪《花魁劫》)有时加上引号,明示裂开用法,例如:(3)整个会场气氛非常友好,双方都不时“幽”一“默”,会议室里笑声不断,不像在谈判,倒像几个朋友在聊…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别开异径的杜甫七绝

杜甫的七绝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不是表现在遵循传统的风格与当世名家角强斗胜上,而是表现在以高强的创造力于盛唐诸家之外另辟新径,从而给巨大影响于后世。前代某些诗论家看不到这一点,便批评杜甫的七绝“槎枒粗硬”①、“散漫潦倒”、“终是别派,不可效也”②,甚至说杜甫“于绝句无所解”③,其实是他们自己囿于传统的习见。古人中也有看出这一点的,例如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谈诗杂录八: 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释

杜甫《石壕吏》诗有句云:“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注家各呈己说,莫衷一是。萧涤非教授《谈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说:“‘有孙母未去’,是说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小东西撇不下,我的媳妇才没有走。‘出入无完裙’,是说进进出出连一条好裤子都没有,破破烂烂的见不得人。”郭沫若同志的《李白与杜甫》释这二句为:“孙儿的亲娘没回娘家门,衣裙破烂,不好出外见人。”释“母未去”为“媳妇没有走”,义似未妥。媳妇要往哪走?萧说没有注明。郭老释为“没回娘家门”,较萧说明确。古代死了丈夫的小媳妇都回娘家去住。郭老说老妇的媳妇“没回娘家门”,大概是采用了王嗣奭《杜臆》中“母恋子故未去。然无完裙,不堪偕汝去”的说法。联系全诗看,释“有孙母未去”为“孙儿的亲娘没回娘家门”还不确切,释为“不堪偕汝去”才     

杜甫何时“考中进士”的?

近读傅璇琮先生的《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载《文学评论》2 0 0 0年 5期 ) ,获益良多。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杜甫虽考中进士 ,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 ,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颇令人困惑不解。杜甫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有无关系暂且不论 ,说他“考中进士” ,却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旧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 :“甫天宝初 ,应进士不第。”《新唐书》本传也说得很清楚 :“甫字子美 ,少贫 ,不自振……举进士 ,不中第。”两书都说“不第” ,没有一点含糊之处。杜甫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 (735) ,时年…     

《全清词·顺康卷》词牌勘误一则

《全清词·顺康卷》第四册收有吴骐（字日千）的《留穷词·庄天申作送穷词，日千反之》《留穷词·天申又送，日千又留》，这是吴骐反其意而酬和庄永祚（字天申）的《菩萨蛮·送穷词》《菩萨蛮·又送词》而作，后来还有赵虎文酬和的《西江月·代穷为答》。然而，笔者查阅了《词律》《钦定词谱》《中国词学大辞典》以及《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等，却没有找到“留穷词”这个词牌。《全明词》第三册也收录了吴骐这两首词，词牌却作《西江月》。笔者认为“留穷词”不是词牌，吴骐这两首词的词牌应是《西江月》。     

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说:“东坡长于趣。”(《艺概·诗概》)苏轼的山水诗的确充满了令人解颐的谐趣,使人惊绝的奇趣和发人深省的理趣。苏轼不仅思想旷达通脱,襟怀开朗宽广,而且还有诙谐幽默、风趣机智的个性气质。何(艹远)《春渚纪闻》记载了苏轼与友人刘贡父互谑的一则传闻,谐趣机巧,令人捧腹。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说:“此老(东     

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重——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

“独耻事干谒”,这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下简称《赴奉先咏怀》)中的一句,与评价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关系甚大,应当辩析清楚。“事干谒”就是以诗文奔走权门,营谋功名利禄;“独”即惟独,这都没有什么疑义。关键在于“耻”在这句诗里的的具体内涵,即诗人因何而“耻”——是对干谒这种行为的“耻”,还是为自己从事过干谒而“耻”?《六书总要》释“耻”字:“从心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文赋》写作年代考略

陆机的《文赋》写于何时?历来在看法上就有分歧。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陆机二十作文赋。”比如陈钟凡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傅庚生《陆机〈文赋〉今译》(《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4期)等都持此说,他们唯一的依据,便是杜甫的《醉歌行》。     

杜诗沈评小议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说:“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太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武侯庙柏》诗,即《古柏行》,这两句诗,意在以古柏之高大,来象征孔明人格之高大。但是,既然是“高大”,就不是“细长”,“高大”是古柏的特征,也是孔明人格的特征,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仙·方士·三神山

秦皇、汉武求仙著称于史。 “仙”是什么?“仙”,原写作“僊”《说文》:“僊,长生僊去”。意思是长生不死迁居在外的人叫“仙”。到了东汉时,才有了异体字“仙”。《释名》解释说:“老而不死曰仙。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