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区民众的革命政治意识如革命热情等远远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为加强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开展了旨在提升群众革命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运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民主选举运动。由此,坚定了民众的革命理想,增强了民众的阶级国家意识和对革命战争的认识,从而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苏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

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一是直接到农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一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励农民奋起,这在1939年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意义,他们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增进了对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作用。农村动员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农民政治文化的重塑机制

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塑农民政治文化的功能,重塑中国农民政治文化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重塑农民政治文化是一个综合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乡村基层政治体系的重构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有机地融入其中,在实践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把政治教育贯穿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而达到重塑农民政治文化的目的。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渊源、以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根本特征的农民政治文化在农村孕育发展,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同地区的农民政治心态不一致的状态,实现了中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政治文化的统一。     

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探源与出路

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和农民的民主政治参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农民的民主政治行为尚未达到理性化的高度.从国外引进的"形式制度"与农民的"社会心理文化"还隔着一层皮.探求乡村民主建设的文化根源,是解决乡村民主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依据.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苏区文艺是战斗的号角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现在,已整整五十年了。回顾这段历史,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能不想到苏区文艺。它是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年代里诞生的革命化、大众化的战斗文艺。 文艺为革命战争服务 苏区文艺最可贵的革命精神是自觉地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服务。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瞿秋白同志来到苏区之后,在他主持制订的《俱乐部纲要》、《苏维埃剧     

从红色歌谣看苏区的社会变动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引起了苏维埃区域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在当时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红色歌谣,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是苏区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文以红色歌谣为着眼点和依据,分析了苏区社会变动的方向、性质和意义,以及苏区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变动的态度,同时说明了红色歌谣的意义、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     

论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

苏区的节庆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节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导下,革命的、大众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国际性的节日庆典文化。苏区节庆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简述川陕苏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四个阶段

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其存在离不开苏区农业的良好发展。川陕苏区建立后,在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川陕苏区的农业生产获得发展的黄金时期。1935年4月,红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苏区整个农村暗无天日,农民彻底破产,农业重新陷入危机,因此,后来出现了1936年的大饥荒。     

苏维埃时期中共群团工作的特点与经验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政治方向是根本、制度体系是基础、组织网络是核心、法制建设是保障、组织化参与是目的 的群团建设道路.党通过中央、省、县、区、乡、村六级纵向党政体系与主要通过群团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分层横向组织体系,编成一个几乎覆盖全社会的网络结构,苏区群众被编织在这个精密的"网络"之中,国家权力也因之而深入到基层社会和偏远乡村.群团工作增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是使历史天平向中国共产党倾斜的重要砝码,其历史经验在当代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价值嬗变与理念创新:乡村新文化与农民的文化自觉

乡村文化一直因其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而备受关注,然而近年来乡村文化正在面临无法回避的转型之痛,日渐走向分裂和溃散。因此,必须确立新的文化目标体系和价值导向,建设乡村新文化。乡村新文化是不脱离传统又不限于乡村的新文化精神,是以和谐为核心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先进文化。其理想图景是通过培养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意识,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文化自觉,并树立文化自信,以维护乡村新秩序。     

论乡村变迁与发展的政治文化指向

文章论述了政治文化与乡村变迁、发展的关系,回顾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与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以保守、落后、封闭为特征的传统乡村政治文化,建国后应变、异化了的乡村政治文化和嬗变、选择下的当代乡村政治文化,从中探讨了如何培育和引导村民正确的政治认知、积极的政治情感和合理的政治评价模式,如何在乡村建设好现代的政治文化。     

和谐乡村构建中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理论探微

构建和谐乡村是我国现代乡村治理发展的要求,是后农业时代乡村治理的追求目标。构建需要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需要有序体现,有序政治参与是和谐的要求,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构建和谐乡村的过程是乡村治理组织不断为农民提供良好服务、农民反作用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农民通过有序政治参与,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主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全体农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平和局面,减少农村社会矛盾,减少冲突,促进和谐乡村的建设,和谐乡村治理则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权益表达及保障。     

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合作制经济建设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开展经济建设,推广合作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合作社运动,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恢复和发展苏区的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和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来自乡村社会的阶级冲突、革命政党的动员和组织、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通过投身群众运动、参加政治组织、谋求政治地位、监控基层精英、提供物质资源等方式,农民群众为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性输入,使革命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成为可能。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还权赋能”视角下农民主体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研究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民主体性地位这个传统的话题被重新拾起,并付诸时代意义进行研究。农民主体性的缺失和乡村治理的困境频繁交替演变,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对农民进行“还权赋能”,在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传统民间文化——以陕西关中D村为例

中央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视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这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关注和对农民的关心,然而新农村建设却忽视了乡村的传统民间文化.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认为祖辈流传的民间文化对农民的生活依然有价值、有意义.乡村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是建构社区和谐的重要文化行为,也是人们强调地方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的生存主要依靠民间的努力和策略.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文化的忽视,乡村文化乃至少数民族文化都被边缘化.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尊重、保护并支持植根于历史的传统民间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