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防治策略

依据场域理论和过程阶段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引发主体、初始场域和演变路径层面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不同,在主体角色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又区别于网络集群、网络围观和网络舆论等其他网络现象。从逻辑学上来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权益受损者或社会规范的维护者有意或无意引发的群体负面情绪触点效应中单一矛盾向多重矛盾丛转化的过程。网络集体维权、网络监督、网络公关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外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应该从加快转变治理理念,持续完善社会政策,不断提升制度绩效,时刻掌握舆论动态入手,以期实现遏制事件类型和规模增量,减少其负面效应的存量目标。     

试论“魔弹论”

试论“魔弹论”尹连根自从传播学产生以来，以研究如何取得最佳效果为核心的效果分析就一直处于受宠地位。其他诸如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都是为了一点：传播致效。而“魔弹论”堪称效果研究的滥觞。“魔弹论”自产生以来，领了十余年的风骚之后，遂自...     

论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配套报道

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威胁民众生命的突发灾难性事件一旦发生极易导致谣言产生 和社会的紊乱。因此,大众媒体应按照新闻自身的传播规律,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合理配 套传播,才有利于提高报道的质量,降低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负面效果,才有利于控制谣 言,安定民心,稳定社会。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论Web2.0网络环境下地方高校的“教”与“交”

本文从理论与实际操作两方面梳理了新媒体在地方高校教学建构与外交传播中的作用,并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促进高校"教"与"交"的和谐生态发展策略。     

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安全

自2003年"非典"以后,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及反应-决策机制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互联网业务的蓬勃发展,以论坛、博客等为渠道的网络舆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网络舆情的"双刃剑"效果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调控促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降低网络舆情的"负效果",增强网络舆情的"正效果";为完善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决策形象,妥善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可行性的参考.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网络传播视阈下的“钉子户”事件解读

重庆"钉子户"事件在2007年3月成为网络与传统媒体关注的焦点.网民首次参与事件现场报道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一个极佳的研究范本.这种传播路径凸现了媒介叙事的转型,即从传统媒体致力于想像共同体的建构到新媒介时代网民的个体化修辞.这种参与式草根新闻叙事模式带给我们的冲击将是深远的,即使在Web2.0时代也富有某种"革命"气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机制构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是当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软力量。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还存在传播主体单一、传播思路"以我为主"、传播媒体缺乏深度融合创新、传播过程缺乏互动等问题。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故事,需要加快构建中国文化网络传播动力驱动机制、话语转化机制、载体平台协同创新机制、效果评价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     

社会善治指导下网络谣言消解机制探索——以“末日谣言”为例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反思传统网络谣言消解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理论和经典谣言传播模式,以"末日谣言"为例,分析探索多元主体平等合作的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机制。     

“9.11”事件后政治现实主义及发展

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种状态。"9.11"事件不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也给美国人的心理造成巨大伤害,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再一次把精力集中在国家安全上,这同时也给"美国的理论"现实主义带来了重整旗鼓的契机。现实主义在"9.11"事件后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理论的重新整合上,另一方面继续对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为有着悠久的历史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1601事件”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1601事件"反映出全球化早期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的细节和模式。除了葡荷贸易竞争这个根本原因外,该事件亦掺杂了广东税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而澳门因"双重效力"于两个贸易体系的特殊角色成为矛盾的焦点。该事件亦是葡荷两国、澳门与广东和明廷、广东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诸多政治、宗教、财政、政策通过澳门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中可见澳门在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历史作用及其具体机制。     

事件的力量:“纪念”报道的视角提示

当今时代,"纪念"报道越来越成为正面宣传的基本内容,也越来越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任务.本文以<福建日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报道<波澜壮阔30年--福建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事件>为标本,剖析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在"纪念"报道中的意义与作用,历史事件与"纪念"报道的内在联系、视角提示,寻求做好"纪念"报道的思路、途径与方法,实现"纪念"报道的有效引导与有力引导,从而切实提高"纪念"报道的引导水平和传播效果.     

“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拐点

201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国庆日爆发的"扎瑙津事件"是哈萨克斯坦独立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骚乱事件,这是治理缺失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深化、现代信息条件下多元力量伸展之后的社会转型现象之一部分,这一事件使得哈萨克斯坦由原来的威权体制向更富有弹性的威权—民主型体制转型面临严峻挑战。     

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及其治理研究

河南省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置中,互联网信息传播及治理是危机处理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政府危机公关成败的关键。从研究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现状入手,结合传统马克思新闻理论与西方传播、媒介理论,建构了符合河南省网络舆情的传播框架,并以目前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体系为基础,提出了充分体现政府主导性、媒体客观性、公众理性参与性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三方互动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大型网络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失范与重构——以温州动车事件为例

在温州动车事件中,以铁道部为首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失当言论与行为,导致其处于"角色失范"状态,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并造成"舆情失控"局面。网络化时代,信息传递方式不断变化,网络媒体日益发达,信息权力地位不断彰显,但这并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所以其在重大网络事件中的"角色失范"常常难以避免。大型网络事件的政府角色重构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它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举措。角色重构之途在于:利用"迟发展效应",借鉴西方成熟的应对策略,树立真诚对待网民和网络媒体的理念,打造完善的舆情监控平台,整合相关部门力量、形成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制度,完善常任与临时、全职与兼职、新闻与网络相互结合的"发言人"制度,建构"政府议程"、"大众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三元联动的议程互动模式。     

浅析文化交流“逆差”中的信息侵略现象

文化交流是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在国与国的交往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交流“逆差”状况。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先进的传播科技和传播网络,在国际传播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信息侵略”现象已成了当代国际传播中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何防止信息的大量入侵,也成了第三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90后”大学生网上信息接受习惯的实证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介质，以其信息传播的广容性与共享性、传播世界的虚拟性与速度的迅捷性等天然特质，吸引着人们纷纷“触网”。“90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和娱乐等方面。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90后”大学生，早已习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网络改变了该群体获取信息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此，本研究对321名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归纳出“90后”大学生在网上接受信息的习惯的现状，并对其网上信息接受习惯养成的原因作了探索性分析。     

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面临的挑战——基于中国“内外有别”传播原则畸形化的视角

中国对外报道的"内外有别"原则在中国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在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该原则引发的褒贬不一,特别是在该原则被畸形化之后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消极影响。文章从梳理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的变化、"内外有别"原则的历史发展脉络、该原则是否过时的各方观点,以及它如何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的过程中,探讨它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     

中国愿景:“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

经济增长的"黑洞",是一种吸噬力无穷大的奇异现象。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在快速增长,成就瞩目;另一方面这个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断裂的威胁,正是来自这增长自身的力量。探究经济增长"黑洞"的成因,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上,侧重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实际关系。并认为:"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就是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隐含着吸噬其他对象发展能量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形成"黑洞"的主因。抑制"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破解增长的"黑洞",惟有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公平。发达国家的事实表明,"效率"与"公平"并非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单纯追求公平的资源配置,谈不上"效率优先",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此低效率的"公平"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控制的下线;而突破公平与正义的"效率优先",必然产生"黑洞"效应,最终可能导致走向增长的反面,如此高效率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警惕的上线。基于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落实"效率优先"与体现"社会公正"之间形成最佳取值范围,这个取值范围也就是最佳值。"效率"与"公平"的下线与上线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理论上推想可以建立一个数理模式,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最佳取值的参照。